中国台湾外省人群体的历史指涉与群体困境——重读骆以军的《西夏旅馆》

《西夏旅馆》作为骆以军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使用了华丽的语言、繁复的意象和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具有强烈的先锋性质。而作品通过历史上西夏人的流亡经验隐喻外省人的异乡漂泊经历,充满了寓言性。梦境的超现实特质使得它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地、现实与虚构的重要方式。通过对梦境的描绘,特别是对兼具梦境形式与内容的“西夏旅馆”的创造,骆以军对台湾地区外省人的流亡命运进行了跨时空勾勒,对外省群体的民族、政治等身份困境进行了探寻,并试图寻找外省后代在台湾地区的自我定位和未来道路。

月球·西夏：“异托邦”叙事与“游牧”美学--解读骆以军

从处女作《红字团》（一九九三）开始，骆以军的小说总是令评论界非常兴奋，他是如此的后设、如此的后现代、如此的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症候。在“历史的终结”之后的九。年代，台湾这座岛屿的文化生态也发生巨大转型，曾经的宏大叙事几乎彻底失效，与之相应的则是各种小叙事的暗流浮出、众声喧哗，纷纷参与到重建历史记忆的博弈中来。线性的时间被解构，空间被不同的记忆所重塑。

神的尸骸——论骆以军的伤害美学

“你的小说强暴了我。”①我以为时间可以这样任意延展，像煮熟的麦芽糖不会被拉断。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条秘道可以通往另一个故事。所有故事都只是一栋大楼里的其中一个房间。②神啊，让我远离那些跟着我的生命的东西吧，否则我会被杀死。

空间与忧患:骆以军小说的后遗民书写

面对中国大陆,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居民将自己称为"本省人",他们本土意识特别强烈,将二战后迁台的大陆人称为"外省人"。虽然同样都是中国人,这些非台湾出生的"外省人"要融入台湾社会的过程中,从面对"本省人"的排斥到融入到当地族群中,有了族群认同的省思。在当代台湾文学中,以骆以军的外省族群书写最具代表性。骆以军是在台大陆人(外省人)的后代,他的小说书写以在台大陆人为主,描述他们在台湾定居后的复杂感情。

骆以军近作《匡超人》故事新编研究

台湾作家骆以军长篇小说《匡超人》借鉴《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叙事要素,以故事新编的方式,重新塑造了匡超人与美猴王形象,广角式呈现当前台湾社会现实。在匡超人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借疾病隐喻、傀儡式话语,以及缀断式叙事,既承袭了吴敬梓对儒林的尖锐批判,又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之“立人”的经典命题,描摹出当代台北新儒林知识分子的复杂形象;在美猴王形象的塑造上,作者以美猴王在台湾的遭遇,暗喻了当代台湾社会的双面“西游”,即西化(西方)与西岸(大陆)。该作以互文性文本资源的杂糅,移形换位等叙事方法,利用人称的多义指代、碎片化的“梦笔记”空间结构、反体裁写作建构起迷宫式文本,完成了当代台北新儒林的叙事创新。

作家骆以军:爱时间与死亡

作为台湾1960年代出生的作家,骆以军身边有太多长辈和晚辈。前辈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苏伟贞,已然在华语世界享有声望。对于自己和同辈人,以及下个世代的写作者,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乡关何处——评骆以军的《西夏旅馆》

骆以军的《西夏旅馆》可以看成其所有"前面"书写的一个"总结"。在骆以军的小说中,"外省第二代"这种迁徙者后裔的身份一直被反复书写,在《西夏旅馆》中也不例外。但作为一本驳杂繁复的"大部头"小说,《西夏旅馆》也处理了其他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对人类暴力根源的探讨。骆以军十分重视小说技艺的锻造,他自身也对《西夏旅馆》寄予厚望,但似乎事与愿违,此书无法超越其早期的作品,作为一个在小说中建立家园的人,骆以军还得继续寻觅。

骆以军：把书写当跋涉的人

在他看来，那里的每一篇都是异常奢侈的经验，他同时也感叹，自己算是同辈作家中比较幸运的：在台湾那小小的文学市场中。

不只是“风景”的细节:论骆以军《远方》的两岸底层书写及其后现代艺术观的辩证尝试

本论文以台湾中壮辈代表小说家骆以军(1967- )的长篇小说《远方》(2003年)为核心,阐释作品中的两岸底层书写,并做对后现代艺术观的再推进/再辩证的尝试。首先,本文概略回望1949年以后,台湾的重要外省小说家的大陆书写。从第一代生于大陆的白先勇、刘大任,到后来生于台湾的朱天心、张大春、郝誉翔等外省第二代,说明他们由于世代、身份背景及成长时期台湾社会条件的差异,而陆续生产出:王谢堂前燕、旁观的人道理想、文化中国、怀旧与过去的家族史等大陆书写类型。其次,在前述的背景下,衬托骆以军《远方》的明显变奏——《远方》以作者的自传性经验,刻画主人公从台湾远赴大陆江西九江,援救中风父亲的事件。反映且反省了两岸部分的底层现象与细节,同时内省台湾人自身的国民性限制,甚至意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一样参与了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剥削等问题。并初步触及了两岸阶级矛盾在台湾被操作成岛内族群矛盾的敏感。此外,无论对于大陆的亲人及其本土历史、参与其父亲医疗的大陆医疗团队,尽管仍有其荒谬书写的习惯,作者也尽可能呈现了较有层次的理解,而非一般刻板印象的裸露。凡此种种,均说明《远方》在外省小说家的大陆书写题材中,具有一定程度上推进与解放价值。最后,在尊重作品本身的主体性下,本文分析《远方》中所包含的后现代艺术观的辩证性,分析它们实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去中心、一味彻底解构的虚无后现代,而开始发生从细节再出发的建构尝试。

试论骆以军小说创作的多元化书写

中国台湾作家骆以军善于借鉴和采用后现代主义不同小说流派的创作方法,特别是借鉴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一代、元小说等小说流派的写作手法形成自己多元化的创作特点,实现自己在艺术上的实践追求。

试论骆以军小说创作中的语言实践

本文阐述了骆以军将原来只属于媒介与工具的语言视为主体和中心,在符号化指代、虚拟的人称和话语迷宫的制造等多个方面展开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提出骆以军进行语言实验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台湾新生代作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危机意识和焦虑状态。

骆以军小说创作的多元范式

通过对文本资料深入挖掘,从神奇真实、存在主义和本土改造多个角度阐述骆以军将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相结合,将西方文学形式与台湾本土内容相交融,实现其后现代主义小说多元化创作的新方式。

试论骆以军后现代主义创作的发生

解严以来的台湾文学现状、作家个体心路历程以及作家自身对严肃文学的执着态度,以此为切入点足已证明,骆以军走向后现代主义创作既是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也是和他的出身、学养、师承、经历,同他的性格、气质、心理、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城市众生相——论骆以军散文集《我们》

《我们》是台湾作家骆以军在21世纪初创作的一部与记忆碎片和生存困境有关的散文集,是在城市时间里截取碎片时刻的漂浮,是作家立足新世纪展望当下的试探与寻找,并描述出其所经验到的、联想到的城市乱象景观。从作家在散文集所呈现的内容中归纳出人性相簿、时间折迭、社会橱窗三个具体指向,分解作家与生活琐事缠斗的痕迹,把其个体的存在场域扩大,向更广大的社会共同体进行联结,众生即是"我们"。

台港著名作家骆以军、董启章亮相上海书展

在本届上海书展上，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携《遗悲怀》《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一大批精品书籍参展，品种丰富，并保持了一贯的精美装帧和高雅品质。台湾骆以军与香港董启章的组合亮相，更成为上海书展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历史夹缝中生存的“他们”--论骆以军历史书写中的异乡人形象

台湾小说家骆以军在他充满荒谬性的历史书写中刻画了丰富的异乡人形象,涉及历史记忆、家族身世、个人处境、文化认同等诸多面向,身份异乡与精神异乡双线并存,以一种文本互文性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书写系统中“异乡人”形象的建构。骆以军历史书写中的人物,有因为国族命运、家族身份而产生的实质异乡境况,也有因为生存焦虑、心灵孤寂而无限漂泊在精神异乡的荒原情境。他的笔下诸多在历史夹缝里生存的异乡者,映照出历史困境中的多重生存景象。

论骆以军小说中的审父书写--从《西夏旅馆》出发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移民作家,骆以军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搭建了一个又一个瑰丽的文学景观。审父书写始终是骆以军故事的源头与核心。有别于朱天心等前辈作家,在其代表作《西夏旅馆》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台湾社会历史中君父同构的问题,借父亲形象来实现个人的政治书写,并调动不同历史时空的经验以再现父子经验的互动,由弑父走向寻父,最终实现与父辈情感上的、非政治性的和解,在台湾文学艺苑中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审父路径。

异境的浮世绘——评骆以军的《脸之书》

《脸之书》采用脸书(Facebook)式的小框格形式,记叙了发生在街头巷陌的一个个悲伤而意味隽永的故事。在作品中,骆以军以其惯常的"浮华、繁琐、跳跃、断裂"的叙事方式,创造出迷幻的场景,绘制了各异人物的心理地图,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诡异和荒诞;构建异次元的时空,探索多元世界的秘境和秘密,表现人类生活和生命的状态;采用符号化书写方式,把叙述的重点放到故事本身,叙述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浸润着自己的焦虑、同情、伤感,呈现自己爱的能力和认真的悲伤,描绘了让人熟悉却又陌生的异境的浮世绘。

骆以军:原乡幻梦

这个奇怪的历史夹层里，只有像我这样的一批台湾外省二代，永远像一颗没有真正着床的精子。我们没有一个原乡，要写的其实存在于父亲那个故事里。

抵抗被设定的身世——浅析骆以军的《降生十二星座》

骆以军是近十年来台湾新生代作家的突出代表，他大学时曾师从张大春学习写作，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陆续发表了一批颇具分量的文学作品，在一些台湾出版社的销售宣传中甚至被称作“一哥”。所谓“新生代”，在林耀德、黄凡编写的《新世代小说大系·总序》中是这样界定的：“在此我们以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小说家作为编选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