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骈体诏令的用典策略及向度

天子临朝的属性决定了北宋诏令用典不可尖新,“语重体宏”是其基本准地,故出自经史的典故常成为词臣之首选;不过,对于出自经史的故实,词臣也非简单套用,多是在“衬者相称”“用语不蹈袭”等既有轨范的约束下创造性进行,故而对“生新”的渴慕遂成为词臣在择取、裁剪典故时所追求的另一向度。

论文学场域变迁中的民初骈体小说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骈体小说在民国初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根据此前相关研究的统计,1912年至1919年,《民权报》《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等文学期刊上先后刊载过45种骈体小说。这些骈体小说受民初文学场域诸因素影响而出现,在情节模式、作品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但是受制于骈文在小说创作上的局限、读者群体阅读选择变化等诸多因素,最终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成为文学场域变迁对小说发展影响的典型范例。

异军突起:清代骈体题图文探论

清代画学发达和骈体复兴,两者交集共振,促成了骈体图文的异军突起。清人既较多写作前人已有一定积累的骈体图赞,又大量创作古人较少涉笔的骈体图序、图记及图画题跋,对骈体图赋也不少用力。这些作品的主体创作思路既承续古人成法,也不乏交叉越界、破体为文的可贵尝试。作为图画作品的“解释者”,清代骈体题图文既有针对图画形制、内容及创作缘由等的纪实呈现功能,又有针对图画主题意旨的概括阐绎功能;与书写题材的丰富多样直接相关,这些作品涵纳的主题、旨趣也是多种多样的。要之,经过两百多年持续累积、发展的清代骈体题图文,不但拓宽了中国古代题画文学的疆域、丰富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内涵,而且凸显了清代文人的雅趣高尚、体现了清代骈文家的人文情怀,有着比较突出的文学史意义。

敦煌文学中的骈体文

敦煌先唐文学中有大量的骈体文。敦煌唐五代文学作品中,不但传统文学类中多骈体文,敦煌俗文学类中骈体文也占压倒多数,这是前此未经言明的文学现象。敦煌文多为骈体的原因非一,但大约可以归结为二:一,主流文学时尚的影响;二,讲唱文学、诵读类文学的特点使然。骈体文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传统,也是俗文学的重要传统之一。歧视骈体文的观点与中国文学的传统相左。

古老“龙”树绽奇葩──浅评张光年《骈体语译文心雕龙》

张光年先生积４０年心血于米寿之年出版的《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以其翻译形式的开拓性、译述语义的精确性、“译后”评点的启发性和编选体例的创造性，树起了又一块“龙学”的丰碑，其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都将是深远的。

从卢藏用《景星寺碑铭》看唐代中原文化与骈体文风在岭南地区的影响

卢藏用《景星寺碑铭》是初盛唐之际岭南地区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骈文作品之一,与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上林县《智城碑》、陈集源《龙龛道场铭》等,分别是中原骈体文风播衍于岭南地区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景星寺碑铭》的句式和用典情况体现了初唐时期中原骈文的典型特征,以之作为参照,可以看出岭南唐碑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它们与中原文风的关系。

论六朝骈体书牍文

骈体书牍文盛行于六朝,广泛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社会政治活动,以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遭际和情感。六朝骈体书牍文具有诗化特征,优秀之作不仅是应用文,也是文学美文。

论《骈体文钞》的分类及李兆洛的文体观

清人李兆洛选编的《骈体文钞》,以六朝文章为构成主体,全书分为三编三十一类。李兆洛认为文体分类不应只将文章形式作为判断标准,文章内容、风格倾向都可以成为影响文体归类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文章功用的变化,所归属文体相应也会发生变化。与文体辨析的严谨相比,李兆洛对文体变化升降持宽容态度,是否合乎正体,并不是评判高下的标准。"体"的变化,不仅是被允许的,甚至可能生发出文体的"新用"。李兆洛对文体的理解并不限于体裁,而是将其内涵扩大至文章诸多审美要素。

李兆洛《骈体文钞》成书和版本考述

《骈体文钞》并非成书于一时一地,李兆洛历时十四年,遍涉常州、北京、广州、扬州四地,才最终完成编撰。其中李氏校《古文辞类纂》及其交契阮元,是《骈体文钞》成书的重要契机。《骈体文钞》的版本主要有合河康氏家塾原刻本与谭献评校本两大系统。

民初的骈体小说创作何以繁盛

民初骈体小说创作繁盛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社会境遇方面,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环境使部分作家在失望之余沉浸于吟风弄月,他们选择骈体小说表现自己的情感体验;文学教育方面,清末民初的骈文教育和创作为骈体小说的创作和接受储备了潜在的作者和读者;创作实践方面,在文人心态的作用下,以徐枕亚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将自己的生命情感融入创作之中,运用缠绵回环的语言体式构筑了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世界,促成了创作和接受的良性互动;语言体式和美学品格方面,骈体小说特殊的语体建构了一种诗化小说的美学品格,满足了作者和读者的审美需求。

刘师培的变与不变:从骈体正宗说到文学史研究

刘师培以小学为基石,以声韵与词藻为两翼,从溯源、界定、典范三个层面完成了骈体的正名,骈体被推举为文章正宗。扬州学派的传统及抗衡桐城派的努力,构成其立论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动力。在体系建构的进程中,刘师培完成了对阮元以及自身早期理论的双重超越;西方名理之学则为他提供了解构古文辞、正名新文章的异域之眼。在从杂记到文学史的系列论述中,他既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国学特征,又对西方新学不乏借鉴。从早期的简单比附到后期的回归学理本真,刘师培的论学道路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徘徊,在新旧交织中潜藏了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趋向。

骈体文论与骈体文学——论《文心雕龙》的文体价值

骈文有着独特的语言形式,对仗、用典、声韵、藻饰四大方面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言,骈体文论的《文心雕龙》与文学作品的骈文委实没有太大区别。但探究两者行文用语、表达方式以及文体风格等方面的细微处,仍然能够看到文论文体与文学文体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文心雕龙》在拓展骈文文体书写范围的同时便具有了一份令人无法忽略的文体价值。

论中国古代骈体小说的文体互参与叙事特征

文体互参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习见现象,中国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便不断地融合史传、诗歌、辞赋等诸多文体,从而形成了"文备众体"的民族特色。骈文与小说相互渗透,便形成了一种以对偶句式为主、注重用典、藻饰、声律的文言小说类型,即骈体小说。中国古代骈体小说情致婉约、摇曳生姿、气韵曼妙;与散体文言小说相比,骈体小说在景致描写上也尽显神韵,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然而,骈体小说在叙事上却存在先天劣势,它们注重铺排场景和抒发情志,以求延缓或中断读者的阅读进程,使其流连于骈体所营造的审美共时性空间之中。所以,在对中国古代骈体小说进行规范衡量与价值判断时,应充分认知该文体的审美特征与叙事风格,唯此才能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与理论建构。

欧阳修对骈体和散体的科学态度

欧阳修具有科学的文道观，能够较好地处理骄散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取得优异的成就，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起到导向作用。

“二董”《合刻栘华馆骈体文》艺术成就探论——兼论“二董”骈文的风格渊源与文学史地位

清代常州府是有清一代江南骈文重镇,而董基诚、董祐诚就是其中两位成就斐然的名家。由董基诚刊刻于道光十四年的《合刻栘华馆骈体文》4卷,是"二董"骈文创作成就的集中体现。研究发现,"二董"骈文写景清隽、抒情沉郁、议论精卓,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风格上,其远承汉魏六朝,近习洪亮吉、刘嗣绾等常州骈体名家,而且承中有创,自成一种"儁不害窕,缛而有则"或说"绮隽"之风格。就文学史地位而言,"二董"在同时可与方履篯颉颃并驾,而上可追洪亮吉、孙星衍、刘嗣绾,称得上是常州骈文名家,在清代骈文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骈林双子星。

李商隐骈体公文与其他骈体文比较研究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一生创作过很多的诗歌,世人多看重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对于李商隐于文章上的成就关 注较少.李商隐的骈体文数量繁多,质量很高,现今流传下来的文章数量338篇,其中公文数量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比重很 大,在唐代骈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李商隐除了是一个文学大家之外,同时他也是一个公文大家,在其骈文之中,有不少表 类、状类等兼具文学性和实用性的公文.本文从公文角度出发, 运用比较探究、重点分析的方式, 从内容、 形式、艺术特色方面切入,主要侧重于表、状、启三类骈体公文和祭文之间的差异,来探究李商隐骈文的一些新特色, 解决李商隐骈体公文与其他 骈体文之间的区别问题.本文立足于李商隐的骈体文与公文创作, 谈一谈骈体形式与公文创作的结合.

从汉语语言特点看骈体文的审美特征

骈体文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种语言形态,是汉民族依照汉字的特点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根据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是民族审美意识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反映。本文试结合汉语特点进行分析之。

骈体书信文的“美文学”追求与教学思考——以《与朱元思书》《答谢中书书》为例

中学语文教材选入的南朝时期的两篇骈体书信文《答谢中书书》 与《与朱元思书》,在教学当中常常被当作写景文来教.这是由教师对骈体 书信文“美文学”的深层内涵及其艺术特色理解不到位所致.南朝駢体书信 文“美文学”的自觉,一方面体现在对审美境界的追求上,另一方面体现在 对形式之美的探索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教学中,教师要立足“这一篇” 的文本特征,对“选文”类型和功能作深入思考.

“门风瑰丽”:身份意识与陈维崧的骈体文书写

陈维崧一生经历贵介公子、江湖布衣、翰林词臣等社会身份的转变,但是他却始终保持世家子弟的身份意识。这种自觉而鲜明的身份意识成为陈维崧骈体文书写的基因、动力与精神。世家子弟的身份意识与陈维崧骈体文书写的密切关系,表现在家世声华的自豪与锦心绣口的才学、清狂肆志的自傲与神龙夭矫的气势、时命牴牾的自叹与独标兴会的精神三个方面。世家子弟的身份意识造就了陈维崧骈体文的"心手独得处",使陈维崧的骈体文成为清初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与文化精神的宝贵结晶。

《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与《国朝骈体正宗》的编选、批评旨趣及影响

清嘉庆以降出现多种以清当代骈文为选录对象的骈文选本,其中以《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与《国朝骈体正宗》最为著名。从选本编选来看,这两部选本在选家身份、作品选录、编选目的等方面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从批评旨趣来看,它们肯定骈文地位、剖析骈文弊病、提出骈文创作主张,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从注本、评本、续书,以及相关评论来看,这两部选本在后世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国朝八家四六文钞》与《国朝骈体正宗》都出现于嘉庆早期,堪称清当代骈文选本的典范之作,直接影响了其后此类选本的编选,对清中期以后骈文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