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供、骗供证据排除标准研究

由于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具有对抗的特点,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引诱、欺骗犯罪嫌疑人具有获取口供一定的合理性。近几年冤假错案逐渐浮出水面,这种讯问方式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违法性,也不断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骗供、诱供作为新样态的取证行为在侦查策略与非法侦查行为中处境尴尬。然而,骗供、诱供证据的排除的标准,无论是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极易导致骗供、诱供这类非法讯问行为以及获得的被告人供述不会被排除。本文拟试图厘清诱供、骗供的概念与骗供、诱供证据排除的标准,并且提出主辅相成的排除标准体系。

诱供、骗供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法理辨析及规则构建

作为非法取证手段与作为侦讯技巧的欺骗、引诱手段在讯问目的等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特定情形下情节严重的引诱、欺骗应当纳入排除非法证据的考量视野,以该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原则,在具体裁量时应首先确保符合自白任意原则,不得伪造证据、不得突破法律底线,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伤及人伦。

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教义学分析

通过梳理现有规范,立法者对诱供骗供存在容许度。在承认诱供骗供裁量排除的正当性基础上,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价值基础不容忽视,涉及防范虚假供述、保障供述自愿性及维护人格尊严三个方面。然而,我国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实践效果不佳,呈"宽禁止,严排除"格局、"逐案审查,裁量权较大"态势、"弱规范,弱保障"特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诱供骗供司法规制模式向"权利保障型"转变势在必行,融合诱供骗供司法规制的价值导向与权利保障机制。为此,应将侦查讯问规范化置于基础性地位、增强犯罪嫌疑人讯问防御权、强化侦查讯问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推动个案正义的实现。

论非法证据的新样态及其司法排除

以往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更多将排除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上,强调取证手段的非法性。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一些过去没有得到关注和重视的非法证据样态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主要包括非法定讯问地点形成的讯问笔录、变造的讯问笔录、选择性录音录像形成的讯问笔录、骗供诱供形成的讯问笔录等四种。上述证据应否被排除、司法排除的理论正当性何在等问题,是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领域须加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