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用”“贯通”的揭示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勘定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也必然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对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之“体”、传承发展之“用”和新时代具体实践上的“贯通”进行了明确揭示。在理论认识之“体”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周涵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确证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农耕属性,辨明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凝练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传承发展之“用”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根脉地位,指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阐明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路径。在新时代实践的“贯通”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华文脉”“两个结合”“历史传统”“中华文明”四个核心范畴和命题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理论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又在实践中为新时代文化建设谋篇布局,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承袭于中国哲学视域下的“体用不二”观,吸纳了近代“体用”之辩与“中西”之争所蕴含的“体用一源”的精神实质及实践内核。“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品格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的守正创新,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实践效能,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本质属性,彰显了解答“体用关系”理论难题、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意义。深刻体悟这一鲜明品格,是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起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责任担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体用同治”理论探讨调神调脏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抑郁

目的:以“体用同治”理论为指导,观察调神调脏针刺法治疗围绝经期抑郁的临床疗效,探讨其对神志病的作用。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围绝经期抑郁患者66例,依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加用调脏针刺,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调神针刺,两组均持续治疗8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评分、Kupperman评分、血清E_(2)、FSH、LH水平的变化情况,同时比较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HAMD评分和Kupperman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HAMD评分和Kupperman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临床有效率93.9%(31/33)明显高于对照组87.9%(29/33)(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FSH、LH水平均低于治疗前,E_(2)水平高于治疗前(P<0.05),且治疗组FSH、LH水平均低于对照组,E_(2)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体用同治”理论指导下的调神调脏针刺法,可提高围绝经期抑郁患者的临床疗效,改善激素水平、降低HAMD、Kupperman评分,明显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体”“用”何以一致?——从朱子与荀子道德动机说的比较来看

道德动机说是儒家的一个核心议题。朱子从形而上之性、理出发,认为人的“真知”使得道德情感和动机的产生成为可能。朱子的这一推理在构造知与情的逻辑关系以及心的形上形下结构方面还需要加以充分的阐释。早期儒家荀子则主张通过礼义制度引发的道德认知来化导人的情感从而产生道德动机的起点,同时以“虚壹而静”的方式确保具体的道德认知能够上达形而上的本体。在这一方面,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所蕴含的心的二元一统结构为贯通朱子认知哲学的形上形下结构、实现形而上天理之“体”与形而下情感之“用”的均衡一致奠定了儒家学理基础。

“体用”范式下建党精神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的机理探析

伟大建党精神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价值支撑。高校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打通宏观和微观、应然和实然的通道,形成可行性路径。从中国传统“体用”理论视角分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体”,具有建构信仰体系、形塑高尚人格、涵育家国情怀等功用。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育人体系需要做到“固体后用”“强体广用”和“以用强体”。

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新起点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思考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也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一对基本范畴,先秦典籍中已有论述,到魏晋时期受到广泛研究阐释,对之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体”,即形质也,意指形而上的本体、本质及其所延伸的根本原则;“用”,即形质上之妙用也,意指形而下的作用、功能及其所延伸的实践运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体用关系的智慧表达,体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进路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做好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新的文化使命”为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内涵铸魂赋能;以“七个着力”系统回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构成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具有典型的体用关系特征。针对新时代新媒体舆论宣传的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构筑“信念之基”宣传新高地,塑造“可敬可爱”中国形象,坚持“人民至上”创作导向,推动工作“守正创新”,更好地推动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

明清制义的排偶形态及其文体规定性

自明代至清末,制义的文体形态发生过一系列的变化,其正讲部分不仅出现过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二股等对偶形态,而且出现过三股、五股、七股、九股的排比形态,这是明清制义“循题立格”原则的实践结果。明代成化以后制义以八股为常态,清代嘉庆以后则以六股为常态。“八股文”一词不足以涵盖制义的文体形态的丰富性,从“八股文”一词去考察明、清制义的源流,我们很难把握到明清制义的文体规定性。遵朱注,是制义在义理阐释上的规定性;入口气,是制义修辞的规定性;而“体用排偶”则是制义正讲部分的文体规定性。正讲部分最富于变化,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写作个性,是我们考察明、清制义文格的正与变的一个窗口。清代制义家在“体用排偶”与“以古文为时文”进行调和,提出“以比偶为单行”的修辞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体”“用”模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19世纪形成的体用一元的模式(西方开创的工业化为用、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为体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更多非西方国家开创了体用二元的模式(西方开创的工业化为用、非西方政治制度和非西方价值观为体模式)。体用二元模式意味着差别性现代化也即多样性现代化的存在。“中体西用”模式其实是多样性现代化的早期表述,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多样性现代化提供了楷模。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差别性现代化矛盾与当下的共同性危机,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其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明之争,中国式现代化凭此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木郁达之”运用乌梅丸治疗情志病撷要

“木郁达之”出自《黄帝内经》,结合历代医家的理解和对现今临床实践的总结,“木郁达之”理念已不拘于疏肝理气一法,更应包括燮理肝之阴阳,使肝“体阴用阳”的结构、功能调和通达。随着当前生活节奏的加快,焦虑、失眠、抑郁等情志病发病率逐年增高且反复难愈。中医治疗情志病多遵从“木郁达之”原则,燮理肝之阴阳以疏肝解郁。乌梅丸具有缓肝调中、清上温下之功,可温阳以疏理调达肝气、滋补肝体之阴以求本、燮理肝之阴阳以体用并调,切中“木郁达之”之要义。临证运用乌梅丸治疗阳虚兼有郁热征象之失眠、抑郁等情志病,疗效显著。附验案1则以佐证。

从“胃为之市”探讨吴鞠通胃气观之内涵

吴鞠通深研《黄帝内经》奥旨,以“胃为之市”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家,逐渐形成“体阳而用阴,气机阴阳须调和”的胃气观。本文在简要分析吴氏胃气观点渊源的基础上,探讨了“胃为之市”内涵,包括“受纳输出,集散水谷”“化生精微,气血之源”“共居中焦,升降枢纽”三方面;并以“胃体阳而用阴”为纲,分别从“胃体为阳,用阴之本”“胃用为阴,体阳之象”“兼看脾土,体用合参”三个角度论述胃气生理。同时,将吴氏基于胃气的发病思想归纳为“六气外感,阴阳有别”“内伤之机,气机逆乱”“药食不慎,亦伤胃土”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以“体阳”“用阴”为纲目,分别论述体用太过不及的证治,以启发“调胃以平衡气机阴阳”的治疗思路,指导临床诊治。

从肝胃体用分治探析叶天士治疗胃脘痛(肝胃不和型)之特色

清代名医叶天士对于肝气犯胃型胃脘痛的认识独到、治法井然,尤其重视肝木克犯胃土的因素,强调“夫肝风内扰,阳明最当其冲犯”“风木过动,致阳明日衰”等。已有医家对叶氏治疗肝气犯胃证或胃脘痛的策略进行探讨研究,但侧重于对用药数据的分析,理论方面的论述篇幅相对较短、内容涵盖不全面。故通过对叶氏胃脘痛、木乘土医案的研读,提出叶氏对于肝气犯胃型胃脘痛的治疗特色——强调从肝胃之体用分治。具体表现在:(1)胃之体用方面,强调脾胃分治,认为“胃腑以通为补”,反对芪术壅补,擅仿大半夏汤之法通降阳明;他提出肝气裹挟阴浊上逆,是导致胃脘痛急性发作的关键,即急则治其标;而当胃体不足时,宜用味薄药物清养胃阴,以平肝木之侮,最忌辛香温燥耗散胃体。(2)肝之体用方面,叶氏擅用金铃子散清泄肝经气血分郁火;擅用桑叶、丹皮清透肝经风火、两和气血;若下焦肝肾阴亏影响胃腑,则重在填补下焦,甚则应用血肉有情之品补益精髓;若久病入络,叶氏则强调运用辛润入血通络之品疏通络脉郁滞。总之,叶氏擅长应用养肝体以平郁逆、和胃降痰、扶土制肝、寒热并用等方法,临证经验丰富、见解老道,针对其治疗特色进行阐述,以期对指导现今临床有所裨益。

马一浮“以中摄西”文化视域下的中华文化发展观

马一浮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前后都有转变,开始企慕西方文化,质疑中国传统文化,后又质疑西方文化,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他虽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在对西方文化从企慕追逐到理性扬弃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以中摄西”的世界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突破“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之思维,提出中西古今同“体”之思想,为当今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考方向,即超越中西古今“体用”思维,注重学习和培养的中华文化发展观。

李时珍医学体用观研究

医学体用观研究旨在用传统哲学概念语言,对中医理论内涵进行科学诠释。该文通过梳理明代以前体用概念变迁史,并结合李时珍132处体用内容文本进行考察与分析,在界定其体用运用范围的同时,基本厘清了李时珍医学体用观的内涵和逻辑。总体来说,李时珍体用观在根本上具有物论性质,从运用范围上看,体用讨论对象不离身体、药物、方剂;从概念表意上看,包含有形质之“体”与性质之“体”两种;从体用结构上看,亦有体用相涵、一体多用、体似用异等。纵观李时珍体用观的建构,既有理学的本体论思维,又有实学的临床旨归和实践导向,堪谓本草体用理论之奠基。

徐景藩从胃腑体用论治胃病经验

国医大师徐景藩教授认为胃腑体用正常则水谷纳运腐熟充分,精微得以敷布全身,胃腑体用失常则易导致本经疾患甚则诸病由生。故探析胃腑体用失常的病机证治,从“胃腑体用”分型论治。临证常分四型:胃体不足、胃用有余,治宜温胃化湿,常用苓桂术甘汤、平胃散、理中汤等;胃体虚损、胃用不足,治宜补益胃气、滋养胃阴,常用沙参麦冬汤、益胃汤、四君子汤等;胃体有余、胃用不足,治宜清胃生津,常用玉女煎等加减;胃体亢盛、胃用有余,治宜清泄肝胃、和中降逆,常用化肝煎、小陷胸汤加减。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