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介入购买决策下的国家品牌效应研究

基于ABC态度模型,结合国家品牌的3个层面(国家形象、制造形象和品类形象)以及认知与情感两个方面,构建高介入购买决策下的国家品牌效应模型;同时,考察整体性思维与消费者敌意的调节作用。为此开展了两项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在线上与线下收集两套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形象与认知品类形象均通过中介变量情感品类形象间接影响购买意向;整体性思维对制造形象与情感品类形象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产品伤害危机后消费者购买意愿恢复研究——以“高介入”情境为例

产品伤害危机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恢复过程会表现出一定的特性和共性。在"高介入"购买情境下,消费者购买意愿能否恢复,主要由感知风险、感知损失、剩余品牌情感共同决定。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果表明,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积极的外部响应能够缓解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感知损失越大,感知风险也越大;感知损失会削弱消费者的品牌情感,而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助于维系这种情感关系。

高介入度市场品牌资产构成要素对顾客重购意愿的影响研究

研究品牌资产构成要素对顾客重复购买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不同品牌的资产维度影响顾客重购意愿的方式与路径各不相同。从高介入度市场着手,通过对高介入度产品笔记本和手机的市场调查和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在高介入度市场的品牌资产构成要素中,品牌认知、感知价值是直接影响顾客重购意愿的品牌资产关键维度,而品牌形象、感知质量和品牌独特性则通过品牌认知、感知价值间接影响顾客的重购意愿。

高介入度产品品牌原产地识别准确度研究——以中国市场电视机品牌为例

在近期有关原产地的国际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消费者不清楚产品或品牌的原产地,甚至有人认为全世界都如此。针对此提出质疑,在中国以电视机为产品对象进行了品牌原产地识别准确度(BORA)的测量,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影响品牌原产地识别准确度的因素——购买经验。因此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城市消费者对高介入度产品的品牌原产地识别准确度(BORA高)比较高,BORA高与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男性消费者的BORA高比女性消费者更高;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与其外国品牌的BORA高呈负相关;消费者的购买经历与其中国品牌的BORA高呈正相关关系;消费者的国际经历与其中国品牌的BORA高不相关;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及经济收入分别与其国际经历呈正相关关系,而消费者的年龄与其国际经历呈负相关关系。本研究结论对于国际营销学者关于全世界消费者都不清楚品牌原产地的观点提出质疑,建立了一个消费者对于BORA高的认知模型。

高强度超声介入治疗对宫颈癌小鼠模型肿瘤增殖、免疫功能及脾细胞Th1/Th2亚群的影响

目的 探讨高强度超声介入治疗对宫颈癌小鼠模型肿瘤增殖、免疫功能及脾细胞Th1/Th2亚群的影响。方法 42只宫颈癌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模型组、超声1组与超声2组,每组14只。超声1组与超声2组均给予进行局部高强度超声治疗,超声1组的单点单次治疗时间为10 s,超声2组的单点单次治疗时间为20 s,共治疗15次;模型组不给予超声治疗。所有小鼠均治疗观察4周,记录3组小鼠的体重、肿瘤体积、肿瘤增殖、免疫功能及脾细胞Th1/Th2亚群变化情况。结果 超声1组与超声2组治疗第2周与第4周的小鼠体重均高于模型组,肿瘤体积均小于模型组,超声2组较超声1组变化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1组与超声2组治疗第4周与第8周的小鼠肿瘤细胞增殖率均低于模型组,超声2组低于超声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1组与超声2组治疗第4周与第8周的CD4^(+)T细胞比例和CD8^(+)T细胞比例高于模型组,超声2组高于超声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超声1组与超声2组治疗第4周与第8周的Bcl-2、MMP-9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低于模型组,超声2组低于超声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强度超声介入在宫颈癌小鼠的应用能抑制Bcl-2、MMP-9蛋白的表达,改善脾细胞Th1/Th2亚群功能,提高小鼠的免疫功能,抑制肿瘤增殖,从而发挥很好的抗癌作用。

两种会话方式与高低语境文化

根据语言学家George Yule对会话方式的划分理论以及Edward T.Hall的文化语境性理论可知,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文化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会话方式与高低语境文化的关系在高语境文化下是高体贴式,在低语境文化下是高介入式,可从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方面探讨其关系的根源,在同一种文化语境中两种会话方式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互相转化。通过对上述方面的综合概述,我们引出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的方式和准则。

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高强度聚集超声介入治疗分析

目的探讨高强度聚集超声介入技术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临床疗效。方法 2009年01月至2012年08月期间,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治的30例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采用B超,在普通探头引导下,经皮进行肝穿刺,瘤内注射无水酒精,选择性门静脉内注射药物治疗,对治疗前、治疗后肿瘤和门静脉癌栓大小、肝功能和甲胎蛋白、不良反应及发生率,进行观察和比较。结果治疗后,不同直径的肿瘤都明显缩小,门静脉阻塞程度得到了显著改善,有15例患者甲胎蛋白为阳性,甲胎蛋白水平得到了显著降低,所有患者都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结论对于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高强度聚集超声介入技术治疗疗效显著,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跨文化交际中两种会话方式的运用

根据语言学家George Yule关于跨文化语用学的理论以及对会话方式的划分理论,从文化价值律学、强弱语境、民族特性、思维方式等不同方面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的文化观念、民族特性和语言思维决定了英美会话属于高介入会话方式(high involvementstyle),而汉语会话则是高体贴会话方式(high considerateness style);2)两种不同会话方式里话轮获取的特征亦不同;3)在同一种文化中,两种会话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语言思维差异与中西语境会话方式之比较

语言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之中。不同的文化观念、民族特性和语言思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语言环境。根据文化语境理论和会话方式的划分理论可知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英美文化是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下的会话大多是高体贴会话方式,而低语境文化下的会话多属于高介入会话方式。两种会话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跨文化交际中的会话方式选择及其差异性研究

因受语境、语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权力距离观和时间导向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化群体在言语交际中多采取高体贴会话方式,而欧美文化群体则习惯采用高介入会话方式。某一特定的会话方式在另一文化群体中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交际双方的文化、熟悉彼此的会话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尤其对成功跨文化交际的开展和进行是十分有利的。

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会话方式的对比研究

本文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结合两种不同的会话方式,对中西方会话方式的不同做了对比研究。通过此项对比研究,希望语言学习者明白文化理解能力与语言运用能力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重视对不同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从而能更好地掌握一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