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传统渐进模式和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共同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整体图景,但鲜有研究对二者的生成机理进行比较阐释。依循注意力基础观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扩散分析框架包含“高位推动—府际注意力配置—政策扩散”三大核心链条。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由高位推动嵌入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压力型体制下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受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驱动,地方源创新的竞争性政绩建构,实现了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高层注意力的纵向传导,催化下级潜在采纳者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形构出“地方首创—上级吸纳推广—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扩散路径。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约束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最终形塑出渐进或爆发的差异化政策扩散模式。

高位推动下的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基于广东S市C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

高位推动作为当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特点。已有研究者发现高位推动会导致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政策空传"、碎片化和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实现部门联动等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高位推动以何种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其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以C城中村综合整治中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高位推动下政策执行的启动、责任划分、运行机制、监督考核机制,还原高位推动下社区管理改革的全过程,并探索如何规避实践中的负面效果,发挥高位推动的积极作用。

多元素融合高位推动“建昌帮”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传承创新发展“建昌帮”,可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省、市设计规划相继出台的政策,为实现“建昌帮”的高质量振兴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河长制在水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探讨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人口集中造成需水量集中,迫使部分城镇挤占生态基流,甚至造成河道断流、土地荒漠化。同时也造成污染量集中,局部水污染问题突出。河长制是破解我国新老水问题、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制度创新。分析了河长制与金山银山、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梳理了河长制实施的“五个加速”作用,以期更好推进绿色发展。

央地互动耦合:地方政府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改革实践中自主创新探索出的治理经验,地方政府政策试验的动机始终围绕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地方创新进行。根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双方在改革创新中的作用强弱,构建四维矩阵模型分析改革的逻辑,分别为战略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竞争导向,四种价值导向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处理好不同逻辑间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尽管地方行动逻辑相异,但现阶段地方改革仍然面临部分共性问题,据此,进一步提出纵深推进未来改革的演进路径。

政策执行的中国特征

中央或上级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经过多层细化和再规划的过程,为防止因利益博弈和合作困境而导致的政策执行碎片化,中国采取高位推动、逐级发包和晋升竞标赛等模式来予以化解。上述模式的实施以中国政策执行的党政双轨制、行政矩阵制和中共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势能的理论型构与实践推进

政治势能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全面领导能力,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和能动性内涵,它反映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政治势能在中国现代化治理中的阐发表现在公共政策的“高位推进”、党的统一领导、中国模式的实践经验等方面,它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全过程。政治势能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同样蕴含着强大的政治势能,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型政治势能、功能型政治势能、制度型政治势能和一元型政治势能。生态文明建设的策略型政治势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功能型政治势能通过设定价值目标,开展生态文明主题教育活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型政治势能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创新生态文明治理方案;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元型政治势能遵循党的全面领导,坚定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导立场。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势能的发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场,注重构建生态文明权势,凭借政治之势成事,从而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政治势能”——贺东航教授访谈录

“政治势能”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表述,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全新的阐释框架。政治势能的价值在于,它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政治运作的核心变量来看,正视中国政策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是对国家-社会二元思维的突破,其理论成果适用于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研究诸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法院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法院司法建议为分析对象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社会整体推进管理方式变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法院试图扩充权力、提升自身在转型社会秩序型构中的作用的重要体现。法院对政治产生的"欲拒还迎"态度,构成法院发出司法建议的内在动力,绩效考核机制则是法院推行司法建议制度的内部控制机制。法院试图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共政策调整和敦促预防这三种方式来参与和助推社会管理创新。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强行政、弱司法"的客观现实,迫使其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策略来完成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使命。法院的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应付了党和国家的基本要求,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助推作用非常有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法院的负担。法院更应当从司法权自身运用的规律出发来参与社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