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

当前"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叠加效应造成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局,已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导因素。其不仅造成中国实体经济成为诱发各种宏观经济风险爆发的来源,也导致中国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失效。而且,其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供给侧面的恶化,进一步导致需求侧面动力机制的弱化乃至恶化,对中国新常态下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造成显著的负面效应。针对造成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高债务-高税负-通缩"的成因分析,可行的改革措施是:(1)通过对中国银行体系禁止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管制政策的逐步解除,鼓励银行业的混业经营以及直接投资业务的创新。容忍资本市场适度泡沫化,鼓励直接融资形式资本市场全面发展;(2)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实体经济高税负难题,减少政府非公共性权力和政府层级,是最为持久,同时也是最为彻底的重大改革举措;(3)不要再局限于过剩产能的淘汰以及僵尸企业的集中破产,是否会造成短期大规模失业和诱发社会安全风险的过度担忧,要积极通过构建失业保障安全网和打造社会安全托底机制,推进"僵尸"企业倒闭破产以及落后产能全面淘汰的善后工作,重塑中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市场环境。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全球高债务:事实、风险及应对

本文利用最新的国际清算银行跨国非金融部门信贷数据库,研究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债务的总量及结构演进、债务风险积累及可能的影响。此外,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着重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海外公共债权规模、结构及风险情况。研究发现,全球债务攀升速度快、幅度大、范围广,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可能处于艰难去杠杆阶段,部分高风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或爆发债务危机,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海外公共债权违约风险上升,应多措并举、妥善应对。

经济增速放缓下的资产泡沫研究——基于含有高债务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资产泡沫通常出现在经济稳定或者繁荣时期,但近几年中国却出现了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与资产泡沫风险不断加剧的衰退式资产泡沫新现象,这给宏观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通过构建含有资产泡沫与高债务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与传统资产泡沫存在显著差异。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再依赖于乐观预期与信贷扩张两大要素,核心原因在于高债务下僵尸企业等负债主体过度依赖"借新还旧"的方式来滚动债务,所导致的实体经济低迷与金融体系活跃的分化格局。第二,虽然"双紧"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组合能够有效抑制传统资产泡沫,但不适用于衰退式资产泡沫。"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是更有效的政策组合。第三,治理衰退式资产泡沫时,不能只注重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繁荣,推进实体经济去杠杆以降低负债主体对"借新还旧"的依赖是更为重要的一环。本文研究不仅完善了理论上对资产泡沫形成与应对的共识,也对于中国如何妥善应对衰退式资产泡沫的现实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高债务诱发通胀的因果剖析

近二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方面通过各种综合性调整和改革措施的尝试,致力于通胀的治理;另一方面,则逐渐放宽贸易和资本交易的限制,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引进外资与通胀之间呈现出因果和制约关系。本文以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为主要论证对象,着重考察大量引进私人借贷资本,而引起的通胀消长及其变动过程。

韩国家庭债务风险:形成机制与影响

新冠疫情冲击下韩国家庭部门的高债务给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带来巨大挑战。自2008年以来,韩国家庭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且增速快。从结构上看,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家庭债务增长快,高收入家庭债务多,低收入家庭偿债负担重。高债务伴随着高风险,韩国家庭债务风险也不断升高,这与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利率上调以及房价高涨等具有较强相关性。2022年初韩国央行以遏制房地产过热为目标而提高基准利率,高风险借款人的债务偿还压力增大。韩国家庭债务在外部冲击下成为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对中国家庭债务问题具有警示意义。

太原：赖账者不得高消费

近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限制债务人高消费令）的规定（试行）》，尝试破解执行难。

全球经济通货膨胀凸显的原因及其走势分析

尽管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严重影响,但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的风险较低,并且当前通胀水平较低,宏观经济调控留有余地。在防疫情、稳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应该通过减税降费等各种手段保企业,采用积极而温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稳经济,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推进产业升级、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高政府债务背景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度上升,加上影响更为深远的老龄化问题,高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长期现象。在此背景下,指望"财政稳债务"已经不现实,同时,经济长期低迷导致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货币稳通胀"因而也没有了必要。文章认为,在高政府债务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应该转向一个新组合--"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对财政来说,需要以发行政府债务来增加财政支出,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对央行来说,通过购买政府债务来维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在这种新政策组合中,由于政府债务具有特殊的货币金融功能,财政可以对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持宏观金融稳定予以支撑;而央行购买政府债务使得财政上限得以避免,并使得既定债务水平下的财政支出最大化。实施新政策组合需要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完善的财政分权体制、主权信用货币体制和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也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甚至人口负增长问题。展望不久的将来,"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或将是我们必须、也是不得不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未雨绸缪,需要尽快改革我国的财政货币体制。

政府债务高杠杆、金融稳定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本文通过BVAR和DSGE模型,从实证和理论角度厘清政府高杠杆引致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系统比较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应对财政冲击时稳定金融的效力。研究发现:政府高杠杆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削弱了金融市场的稳健性;紧盯政府信贷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应对财政冲击;"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防范政府债务高杠杆引致的金融风险。据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债务—金融风险传导隔离机制;针对不同性质和来源的金融风险,恰当选择宏观审慎政策;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

论破产法上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追究

《企业破产法》设计了债务人高管人员承担民事责任的制度,但有关责任追究机制的框架设计尚不甚清晰。如何建立一个符合破产制度目的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机制,是《企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破产债务人高管人员的民事责任制度的实现有赖于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事责任追究机制的确立和运行。民事责任追究机制的中心是确定民事责任的追究主体和实现方式以及法院的特殊审理程序与职权。逐步明确和完善以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追究主体和法院职权为核心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实现《企业破产法》所设计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制度的核心与制度保障。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管制效应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视角

高债务融资成本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监管部门对财务资助实施资金流向和资金利率管制的背景下,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具有低成本的融资特征。本文以2007—2016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在高债务融资成本企业中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成本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显著正相关,且这种效应在高成长性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资助显著降低了高债务融资成本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表明财务资助可以有效缓解高债务融资成本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探讨了监管规则下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支持行为的原因,从而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财务资助的长期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

破解“债务-泡沫”循环:稳定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视角

"债务-泡沫"是不同于"债务-通缩"的新循环机制,能更好地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攀升及其所呈现的结构性特征。在形成机制上,"债务-通缩"本质上是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与债务压力被动上升后引发的恶性循环,"债务-泡沫"则是资产泡沫膨胀与债务规模扩张交互作用所引发的恶性循环。在政策应对上,"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组合虽能化解"债务-通缩"循环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但难以缓解"债务-泡沫"下的经济下行压力,而且会加剧"债务-泡沫"循环。因此,中国要稳定宏观杠杆率并有效应对高债务下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简单照搬已有的"债务-通缩"理论,而是要有效破解"债务-泡沫"循环。

也说限制“老赖”高消费

最近，有关媒体报道，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出《限制债务人高消费令》：被限制的单位和个人，在未完全偿还债务之前，不得在宾馆、饭店、夜总会、桑拿浴室等场所消费；不得使用轿车和报销乘坐飞机、出租车以及使用无线电话的费用，每月只能向职工发放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费，不得发资金或其他物品，变相提高待遇；财务状况每月定时向人民法院申报，并随时接受审计。违反上述禁令的，一经发现或举报查实，法院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个人、单位及法定代表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据报道：首批被限制高消费的２１个对象包括质量技术监督分局、镇政府等政府机关和７名当地知名的大老板及他们的企业，质监分局的一辆桑塔纳率先被法院扣押。

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指标——杠杆率与“杠杆率/投资率”比较

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一个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根源,它会引发资产泡沫从而加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因此,如何事前地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过度负债,提供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相较于杠杆率这一常用的预警指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含有资产泡沫和融资约束的宏观模型,系统论证了“杠杆率/投资率”是更好的预警指标。随后,本文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1)“杠杆率/投资率”上升会显著放大杠杆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容易引发资产泡沫风险;(2)杠杆率上升不一定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概率显著增加,但如果同时出现“杠杆率/投资率”上升的情况,那么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会显著增大。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出现“杠杆率/投资率”持续扩大的情况,需要高度警惕。未来,中国要打好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不仅要在“结构性去杠杆”上下功夫,还要通过提振民间投资需求等手段有效降低“杠杆率/投资率”。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国内对未来经济走势争议较多的,集中在究竟是V型、U型或L型,或者再下台阶,即从目前的中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5%-6%)的判断上。放眼全球,过去十年主要经济体的名义GDP都出现过负增长,增速放缓也就不足为奇了。现阶段应考虑或担忧的是,中国经济会不会也出现负增长?在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的模式下,中国社会总债务水平不断攀升,高杠杆问题越来越严峻。在此情形下,要么力推改革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速,要么放弃GDP增长目标。如果能够换来改革的成功和企业全球竞争力的上升,经济负增长未必是坏事。放低经济增长目标,或许会退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