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依宪而治”

高全喜撰文《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指出，西方国家的民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进程是分阶段进行的，而中国的民主和治理现代化则是叠加进行的。这种“时空错差”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在民主化进程的反应陷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持国家权威的悖论性之中。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

应立足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法治评估指标设计

高全喜撰文《“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指出，“法治中国”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学界的一个长时段的规范性诉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要求，更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

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

本文通过回应高全喜先生关于美国政治的论述,将问题引入到政治哲学层面,指出现代性的几路主流政治哲学路向,都旨在掩盖"the political"的问题:现代性思想尝试用理性、普遍意志、历史传统等来代替自然或上帝,但这些自我立基工程都没有成功。从克尔凯郭尔、尼采到海德格尔、施米特、萨特的"存在主义",便正是这一工程之不成功的思想见证。本文最后部分讨论了施特劳斯的古典路向和奈格里与哈特的后现代路向,以及各自的限制。政治哲学之所以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思想探索,正因为被抛入现代性状况下的我们不得不要面对"the political"的问题、然而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却始终还未向我们指出一条稳妥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