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教授治疗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经验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PACNS)是指主要局限于脑实质、脊髓和软脑膜中小血管的罕见的免疫炎症性疾病,临床和神经影像学表现呈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头痛、认知功能障碍、癫痫发作及神经功能缺损。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于中医“中风、头痛”等范畴。病机以脾肾亏虚为主,临床多表现为痰热、痰湿、经脉失畅等本虚标实证候。治疗上应标本兼治,用药以清热解毒、化痰通络为主,佐以健脾补肾。

高利教授中西医结合论治多发性硬化的经验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是一种自身免疫介导的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慢性炎症性脱髓鞘疾病。至今,MS的病因、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治疗以免疫调节为主,但其疗效有限,总体预后差。在不少临床研究中,发现中医药治疗MS有一定疗效,名老中医高利教授,长期在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中西医结合病房工作,运用中西医结合思路,从肠道菌群失调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出发,采用“补肾健脾、兼以扶正祛邪”大法,在诊治MS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此研究分析高利教授常用方药,并举验案1例。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法性论辩与司法边界厘定

"放贷型高利贷"是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禁止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情节严重者契合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文义射程,司法对其入罪于法有据。否定者未作"个贷型高利贷"与"放贷型高利贷"区分,全盘否定民间高利贷入罪司法的合法性不能成立。"放贷型高利贷"的入罪标准(情节严重)可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参照同级事项的"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把握,升格标准(情节特别严重)可依"情节严重"起点数额的5倍确定。

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基于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实证研究

民间借贷时常引发犯罪行为,这是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和高利贷入罪的重要理由。本文采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犯罪数据,基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提高会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赌博罪,而高利贷入罪不但没有遏制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反而增加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一步分析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对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和高利贷入罪所引发的犯罪具有抑制作用。基于溯因推理,对于这三方面事实的最佳解释是,民间借贷引发犯罪的重要机制在于民间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防治民间借贷相关犯罪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应是缓解资金供需矛盾。

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与限缩路径

高利转贷罪是存贷犯罪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罪名,设立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时代。随着金融市场成熟度的不断提高,对本罪的司法适用应当秉持更为严格审慎的态度,而与之相反,对本罪定性要素的扩张解释使其司法适用呈现扩张趋势,这与刑事立法目的、刑法谦抑性、平等原则、体系解释相违背,应当从界定“套取”行为和“信贷资金”,并以“造成重大损失”为客观处罚条件3条路径对本罪的适用进行限缩,阻止高利转贷罪的扩张适用,维护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的统一。

增设“发放高利贷罪”:依据与条文设计

“高利贷”活动侵害了我国金融秩序这一重要法益,需要刑法予以关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所确立的以非法经营罪规制非法放贷的模式虽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标准,但是可能造成定罪量刑的不当,存在违反刑法基本原则的问题。基于保护金融秩序法益和维护刑法内部体系协调的考虑,作者参考并研究了域外治理经验,提出了我国刑法增设“发放高利贷罪”的建议,为精准打击情节严重的发放高利贷行为,实现对“高利贷”的有效治理。

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

一、高利贷的起源与发展在我国高利贷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农具和耕牛的使用,生产渐见发展、资本愈益集中,并随着生产发展与资本集中的趋势愈来愈显著,高利贷由逐渐出现,到战国末期已发展到相当普遍的地位,此后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与地租一样始终是榨取广大贫苦农民的重要手段和阻碍农业经济发展的桎梏。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理性及路径探讨

高利贷入罪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立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将高利贷行为入罪并不意味着对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而是在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与融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必要的制约。司法实践将高利贷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模糊了高利贷与民间借贷、高利贷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之概念内涵,存在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嫌疑,还存在刑事司法打击对象偏差、不适当扩大犯罪圈之疏漏与错误。结合民间借贷与高利贷之别就在于利率高低的不同,以及高利贷与非法金融业务并非同一种属内涵之客观实际,考虑到刑罚预防需要和刑法打击对象的准确性,刑法单独设立高利贷罪更具合理性。界定高利贷罪必须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

论高利放贷行为的刑法命运

受建国以来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高利放贷行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高利放贷行为处理不一的混乱局面。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高利放贷行为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和立法精神,对之应作无罪化处理。为摆脱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奉行的国家本位主义倾向,打破国有垄断金融体制的桎梏,繁荣我国民间借贷市场,未来对高利放贷行为在立法上予以规制时,应采取以疏为主,即以民商事手段作为疏导高利放贷行为的主要手段,以堵为辅,即以行政手段作为堵截超越合理利率上限的高利放贷行为的措施,以刑事手段作为堵截超越合理利率上限的职业高利放贷行为的措施,实施疏堵结合的立法理念。

论刑法中的高利贷及其刑事可罚性

高利贷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刑法中的高利贷是指为牟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而放贷,并以暴力催收来降低放贷风险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其犯罪性和可罚性并非基于放贷本身,而是基于其所具有的引发暴力催收犯罪的高度危险性,是为了预防暴力催收犯罪而提前惩罚放贷行为,但这并不妨碍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认为高利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高利贷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存在与高利转贷罪相比法定刑过重的问题。对于不以暴力催收为后盾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用刑法规制高利贷行为的合理性质疑

由于高利贷行为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着诸多的负面角色,因而在刑法理论学界主张通过司法入罪抑或立法入罪对其进行规制的观点逐渐成为有力的理论主张。在司法入罪路径中,高利贷行为难以切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且与其他相关罪名相比存在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嫌疑。在立法入罪路径中,高利贷行为并不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高利贷行为与衍生的其他犯罪之间欠缺必要的、直接的关联性;在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通过民事手段或行政手段,可以有效地救济被害人受损的利益,设立新罪的观点值得商榷。在具体规制路径中,除了贯彻"刑法谦抑性"这一基本原则之外,可以尝试建立高利贷行为登记制度,将高利贷行为引向规范的、健康的发展方向。

高利转贷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套取行为是高利转贷罪的必要要件,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是套取,关键是看行为人对于贷款的实际用途。高利转贷罪中"高利"应以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为依据。行为人转贷牟利目的产生的时间不应该成为影响本罪构成的因素。只要违法数额或者违法次数达到构成犯罪程度,即可以高利转贷罪定罪处罚。对内外勾结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并高利转贷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应根据情况,分别以高利转贷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定性。

高利贷问题反思——风险管理的视角

高利贷作为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流行已久。高利贷并不简单等于高利息和高利率贷款,其本质在于高利润贷款;高利贷本身是高风险业务,但它也具有很低的风险容忍度,最终实现的是低违约损失。高利贷问题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仍存在问题、中国破产制度仍不完善、银行业对小贷产品的创新不足等等。遏制高利贷,需要政府和银行的共同努力:政府要为中小企业的贷款创造良好环境,尤其要鼓励民营银行的发展;银行要大胆进行小额贷款产品的创新,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小企业贷款发展模式。

论刑法中高利贷及其刑事可罚性

高利贷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刑法中的高利贷,是指为牟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而放贷,并以暴力催收来降低放贷风险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其犯罪性和可罚性并非基于放贷本身,而是基于其所具有的引发暴力催收犯罪的高度危险性,是为了预防暴力催收犯罪而提前惩罚放贷行为,但这并不妨碍根据社会通常观念认为高利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种高利贷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存在与高利转贷罪相比法定刑过重的问题。对于不以暴力催收为后盾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则不宜以犯罪论处。

略谈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利贷资本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黄金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活动也日趋活跃。本文探讨了战国秦汉时期高利贷活跃的原因，高利贷的种类、利率、利息、贷还条件与方式，国家对高利贷的管理。

格里高利一世对西方早期基督教音乐的贡献

格里高利圣咏,又名"格里高利素歌",以西派教会第一任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命名。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基督教事业,根除了异教和阿里乌斯教的残余,结束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论战,开始了基督教礼拜仪式的改革,推动了基督教礼拜仪式音乐的发展。本文将从三部分论述对于西方早期基督教音乐而言,格里高利一世的突出贡献。

论高利贷入罪的合理性及路径选择

高利贷实际绞杀了中小民营经济,已成为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毒瘤,对高利贷予以刑法规制并不违背契约自由与意志自治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域外各国金融刑事立法趋势,具有合理性。在目前刑法体系下,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性存在诸多问题备受争议。刑法应当增设职业发放高利贷罪,对扰乱金融秩序的职业发放高利贷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从根本上遏制高利贷现象。

对当前出现的高利贷的性质及其对策——兼论高利贷与民间借贷的区别

近年来,各地所发生的高利贷现象相当普遍.据调查表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民间,而且也涉及到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甚至某些国家行政机关.放贷的利息很高,普遍高达三、五分到八、九分,少数还有二十或三十分的.对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这种高利贷现象,人们认识差异甚殊.有的认为属民间借贷,现行政策允许,并可缓解资金短缺,扶持生产,促进商品流通,与旧社会高利贷有质的不同(即没有剥削);有的认为它有两面性,即既有调剂资金余缺、互助支援的一面,

高利转贷罪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愈发重要。高利转贷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稳定和巩固我国当前的金融秩序,在1997年《刑法》中增设的罪名。本文由高利转贷罪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就司法实践中此罪的认定应当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给出立法方面的建议。

对民间放高利贷行为的分流处罚机制

高利贷是民间借贷的产物,可以缓解市场对资金的急切需求,但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目前,我国司法解释将非法放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在不区分借贷性质的前提下,采用了“一刀切”的处罚模式,虽弥补了法律空白,但是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上存在质疑。有必要设立不同的处罚方式,在保护民间借贷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处罚放高利贷的行为。通过研究高利贷的运行过程、放贷用途、期限等内容,制定分流处罚机制,设立放消费型高利贷罪和放生产型高利贷罪,规定不同的入刑标准,有差异的处罚放高利贷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