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高卢主义滞留和衰落的启示——以1801年政教协约为个案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法国的政教关系长期处在政教协约体制的语境中,即便在1789年的大革命以后,教会重建的法律和政治保障仍然是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签订的1801年协约。法国同时又具有所谓的高卢主义传统,强调地方教会的权利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在法国,由1801年协约签订到1905年协约被废除、政教分离法颁布,高卢主义传统有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逐渐取代了政教协约体制。这一时期的美国天主教徒早已接受了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他们对法国宗教政治的看法有趣而深刻,有助于我们认识法国特色的政教关系。高卢主义的式微是西方国家政教关系现代化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其结果是政教关系之法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趋同。

中世纪末期高卢主义的理论建构——科姆·基米耶《布尔日国事诏书注释》中的王权与教权

1486年,巴黎教会法学家科姆·基米耶出版了《布尔日国事诏书》的注释本。在这部高卢主义理论经典中,基米耶阐明了高卢主义的王权与教权观念。就王权而言,基米耶主要论述了“法国国王不承认世俗上级”、男性世袭、王国不可让与、高等法院限制王权等原则。就教权而言,基米耶突出了公会议至上主义的立场,并努力将教会组织实践“司法化”。他反对教宗通过圣俸授任敛财,反对越级直诉教宗,但同时也反对王室司法官员通过“滥权上诉”攫取教会司法权,极力维护“教会自由”。通过对《注释》作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基米耶的王权与教权观念存在同构性,但他并没有将公会议至上主义的教会学照搬到有关法兰西王权的论证之上,而是根据法国的情况作了适当的调整。《布尔日国事诏书注释》所反映的王权和教权理论建构有助于解释,16世纪法国为何没有推行类似于英国的基米耶宗教改革。

《布尔日国事诏书》与中世纪晚期法国的政教关系

中世纪晚期是法国政教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尤其是1438年查理七世颁布的《布尔日国事诏书》,奠定了法国“高卢主义”传统的基石。在公会议运动的背景下,应法国本土教会的要求,《布尔日国事诏书》宣布取消教皇保留圣职与预先指定的权力,规定主教由法国教士团选举产生,并废除上缴给教皇的首岁金等,带有浓厚的反教宗至上论的色彩。同时,诏书也赋予法国国王对教士的举荐权,为王权干涉教职人员的任命提供了依据。在削弱教皇权威、确保法国教会享有相对独立地位这一层面,诏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不过,由此带来的世俗君主、罗马教廷和法国教会三者之间交织缠绕又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在诏书实施和最终被废除的过程中也被充分地展现出来。

近代早期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

1564—1615年,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经历了从最初的推迟接受转变为有选择地采纳部分教令,再到最后默许地方教会接受三个阶段。理解法国王室对教令是迎是拒的关键在于,一方面,王室寻求在法国教会内解决宗教危机的策略不利于其接受教令;另一方面,王室在改革教会、回归信仰统一的目标上又与特兰特会议相契合。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教令接受过程,既是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关系的缩影,也是法国政教关系调适过程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