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形解意”:南北朝画像砖中的高士图案内涵解读——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例

目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频繁、政治最不稳定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政治动荡、社会离乱、战火频仍、疫疾流行、死亡枕藉,但仍诞生了极其动人的艺术篇章。这一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士大夫阶层十分活跃,不仅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其音乐、绘画和书法艺术等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画像砖是这一历史时期特殊的艺术载体,镌刻在砖石上的线条与浮雕记录着当时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灵魂寄托。高士图案是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化产物。文章旨在分析南北朝画像砖中高士图案蕴含的艺术内涵及其历史文化意义,以窥探南北朝的时代画像。方法:文章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例,对作品中出现的高士图案进行分析,运用中国传统古典美学中“形”与“意”辩证关系的理论,探讨图案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及文化意蕴。结果:通过深入分析高士图案,揭示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士大夫思想活跃的历史背景下,高士图案作为特殊文化产物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展示了画像砖作为艺术载体,在记录时代风貌和人文精神方面的独特价值。结论:南北朝时期的高士图案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精神,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特点。深入解读这些图案不仅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也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王孟奇高士图中的文化符号研究

为了探讨王孟奇高士图的文化指向,该文以皮尔斯符号学的视角分析作品的文化符号,首先阐明方法论之于研究对象匹配的合理性,再以二组三分法进行具体论述,最后分析稚拙笔墨与文化认同的关系。该文在像似符号层面,展示了高士图中文化符号的多元性;在指示符号层面,推出艺术家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写意人物画写实倾向的反思;在规约符号层面,以作品中的“酒”为例进行符号衍义,推知画家以中国文化深刻内涵和稚拙的笔墨趣味,呈现高士的孤傲和艺术家自由洒脱的生活情调。

汉到五代人物画的千年之变——以五代卫贤的《高士图》为例

《高士图》是五代卫贤创作的一幅绢本淡设色中国画,作品描述的“举案齐眉”的故事发生在画作诞生的千年之前。从汉代梁鸿到五代卫贤,恰好也是中国古代人物画一千年的发展历程。本文以五代为节点,尝试分析中国古代人物画风格发生的转变,以及整体绘画走向的嬗变。

高士奇《江村书画目》研究

《江村书画目》是一本书画方面的珍贵账簿,作者是高士奇,传录者是高舆。整个账簿分十类,其中"进字壹号"和"进字贰号"录有大量赝品,但迄今没有证据表明高氏父子有意以赝品欺骗康熙,所谓高士奇以"以赝品欺罔"的定论是不成立的。在整个《江村书画目》中,"永存秘玩上上神品"、"自题上等手卷"是核心,这两类珍贵字画在高士奇去世之后相继失散,多数入宫。从《江村书画目》的备注和购价可以见出,高士奇具有卓越的鉴赏能力和衡价水平。

试论高士宗学术思想

高士宗生于1636年,钱塘医派代表人物之一。少时家贫,又因科举不中而学医,年二十三便悬壶济世。后因患病久治不愈,幡然悔悟,时闻张志聪开讲经论,便前往侣山堂学习。其学术思想可概括为推崇经典,全解《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创"药气理论",临床重视温补之法,倡导格物致知用药思想。通过对高士宗书籍和相关文献的研究,探讨其学术思想,其学术思想的形成除了早年从医的经历,与在侣山堂跟随其师张志聪研习经典、著书讲学等密不可分。

“美人”与“高士”——两个咏梅拟象的递变

“拟人”是咏梅最基本的描写手法。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咏梅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用作比拟的形象也与时推移，有所变化。首先是一般的“美人”，进而是“冷美人”、“瘦美人”、“神女仙姝”等特品美人，最后则发展到“节士”、“高人”。与正面的形似刻划相比，拟人化描写遗貌取神，有利于精神品格的象征。拟象的变化则体现了梅花审美认识的不断发展、梅花神韵格调的不断提高。咏梅拟象的生成、嬗变和发展可以说是审“梅”认识史的一个缩影。“高士”拟喻是揭示梅花格韵最简明也是最崇高的方式，它的形成与流行标志着梅花作为士大夫道德人格象征的成熟定型。

“高士图”的艺术特色

在历代瓷画中,“高士图”是人物画中的重要表现题材。以古代品行高尚之士的生活情趣为主题,体现了高士超脱的气质,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康熙与高士奇的君臣际遇及其相互影响

清康熙时期,伴随着一系列“文治”举措的实施,文坛基调慢慢发生着变化,逐渐呈现出雍容典雅、中正和平之风。康熙以帝王兼文人的双重身份参与当时的诗文创作,其身边也活跃着一批引领文坛走向的风云人物,他们陪伴康熙吟诗作画、剖析经义,对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影响甚巨。在这个聚集着众多翰苑英才的绵密网络中,高士奇非进士出身,却以“善书”入值南书房,簪笔禁庭15年,为康熙帝讲经解史,编校书籍,从事文字翰墨和其他方面的娱乐消遣与研讨活动。在频繁且长时间的交往互动中,高士奇的审美观念、学术思想潜移默化地启迪着康熙皇帝。同时,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康熙的意志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士奇的心态,左右着他的创作实践,引领着当时文风的走向。

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关陇高士及其对隐逸传统的建构

在中国古代隐逸传统形成过程中,东汉至魏晋时期是一个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以梁鸿、苏顺、赵岐、皇甫谧、挚虞等为代表的关陇高士,不但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实践促成了隐逸传统的生长,而且以丰富的传记文学著作,构建起一个有人物可考、有事迹可案的隐逸传统。与《史记》、《汉书》不太系统的历史传记相比,关陇高士对前代隐逸士人及其思想价值的体认更为自觉,记录也更为全面。从地域角度来观察中古时期的隐逸传统,还可以发现,东晋以前,以关陇高士为代表的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他们与后来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一起,成为中古文化史上前后辉映的美丽风景。

唐诗中的隐逸传统与高士图的流变

高士图作为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经典图式,是文人隐逸传统在视觉艺术领域的呈现。隐逸传统以唐诗为文化媒介,深刻影响了唐后高士图的发展流变。两者的关联表现于以下几个层面:隐逸群体的扩张导致高士图人物走向泛化;诗歌中的自然景观影响绘画的背景选择;文本的叙事结构转化为绘画的空间层次表达,展示出两种艺术形态的深层联系。

最后绝裂:变形的“高士传”——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年考论

《五柳先生传》向来被史家认为陶渊明的少作,至今仍被学界所接受。清人有异议,但只是感悟而已,缺乏论据。今人亦未有多少进展。考察该传的承继,以及少年志趣与此传不吻,而与晚年处境相近,应与《自祭文》、《挽歌诗》作于同时,显见非少壮之作,当作于60岁以后。

从新出高昱墓志看高士廉家族史事

根据新出资料《唐高昱墓志》,结合其他各类文献,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唐初名臣高士廉家族从北朝到唐初的兴衰历程。高士廉家族在北齐时为皇族,高士廉之父在隋朝任职,入唐之后高士廉得到唐太宗的重用,从而再次完成了家族的辉煌。高家在唐高宗时代遭受的打击,仕途急转直下。随着政治高层的斗争,高氏家族也上演了惨烈的家庭悲剧。高氏家族的兴盛衰落,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联系,而家族的幸与不幸也就变得无从把握。

金初诗人高士谈考论

高士谈作为金初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今人对其了解主要以《中州集》为据。今考散见于史籍和别集中的相关资料,知高士谈为宋韩王高琼曾孙、宋英宗宣仁高皇后之族弟,为人文温尔雅,多与诗友唱和等,可补《中州集》之不足。高士谈诗歌以去国怀乡为情感基调,以追陶慕苏为人生理想,多借助凄寒悲凉意象的营造感物兴怀。

试论康熙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

以古代品行高尚之士的生活故事为主题的"高士图",是中国人物画的重要题材,有着悠久的历史①。瓷绘艺术中的"高士图"在唐代就已出现,湖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长沙窑竹林七贤诗文罐。

中国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

“高士图”的创作最早可追溯到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物画的兴衰,“高士图”在内容选材、人物造型、表现形式、绘画技法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名家辈出,杰作纷呈。元代以降,由于“隐逸”思想的变迁以及“高士”内涵不断外延等因素,“高士图”的题材、画法也在传承中不断嬗变,并逐渐与山水画相结合,然其褒扬高蹈出世的思想内涵却被严重削弱,虽间或有个别名作传世,但这一古老题材终不免蜕化为山水画中的点景或平俗的人物故事画。

千古隐逸第一文——皇甫谧《高士传》序的文化解读

从文化角度解读《高士传》序文,认为其从四个方面对隐逸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总结:第一,揭示并强调了儒家思想与隐逸文化的密切关系;第二,概括了隐士发展的简明历史;第三,论述了隐士对社会政治的重大作用;第四,阐明了《高士传》收录人物的严格标准。《高士传》序文堪称中国隐逸文化史上的第一篇专论,标志着我国隐逸文化的发展成熟。

辽《高士宁墓志》考释

高士宁,辽晚期汉臣,祖籍北宋广陵人(今江苏扬州),出身于书香门第,进士之家。志文不仅记述了高士宁的生平及事略,而且对辽代官职和历史地理也为《辽史》作了重要补证。

《高士传》的产生背景及版本流传考述

皇甫谧著作丰富，种类繁多，涉及到了医学、军事、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作为文学家的皇甫谧历来很少受到关注。本文主要探讨皇甫谧的经历及思想，考察《高士传》一书的产生背景，并进而揭橥魏晋之际的时代风尚、社会习俗乃至思想潮流，阐释《高士传》产生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此外，文章还考述了《高士传》的版本流传情况，进而提出了研究的初步构想。

启古纳今研本草 厚德精术修佳撰——高士贤教授学术思想研究

高士贤教授是我国现代从事动物药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一生发表论文百余篇、著作60余部,特别是在动物药资源与鉴定领域有着颇高的学术造诣。高士贤教授认为,中药学习要注重应用,理论与实践需同步培养;其次,本草的研究应在分类学中正本清源;再次,基源鉴定是动物药鉴定研究的根本途径。高老提出的学术思想,对当前相关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宋人对陆龟蒙高士形象的建构及其文化意义——兼论宋代的新型隐士典范

晚唐文人陆龟蒙在宋代被建构为一个典型的高士形象:一方面,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苟于世,抱道自守;另一方面,他特具高情雅趣,诗意地栖居,而且博学多识,倾心于著书、读书、藏书、校书,颇具书卷风流。宋人建构的"这一个"高士陆龟蒙形象,其实正是一个想象共同体,集中体现了宋代统治者、文人士大夫的需求和理想,是宋代新型隐士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