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迁居意愿研究

目前,我国一线城市外来人口在城市内的迁居选择出现新的特征。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影响高学历外来人口迁居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个体年龄、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居住状况和通勤感受均对高学历外来人口的迁居意愿产生影响。基于此,文章建议,北京市应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且为用人单位提供多种申请渠道,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提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的舒适性。

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高新技术企业是城市创新的重要载体,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程度越高,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就越显著;高新技术企业集聚通过提高个人收入增强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但同时也通过降低购房能力抑制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存在挤出效应。因此,可以通过制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专项激励政策、增加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福利待遇和配套补贴、提升非中心城市和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等方式,减少高学历人才流失。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中国高学历人才的时空分异研究

不断优化人才布局有利于更好地实施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本研究基于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0、2020年)等数据,结合GIS空间分析、计量模型等方法探析中国高学历人才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高学历人才分布极度不平衡,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格局。局部上,逐渐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高-高型以及西部低-低型高学历人才聚集区;低-高型集聚城市分布在高-高型集聚城市的周边;西部部分省会城市具有显著的高-低型集聚特征。回归分析结果看,经济机会、公共服务、教育环境都与高学历人才密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对高学历人才分布存在一定的影响,表面工业污染和绿化率不会影响高学历人才的分布。

性别分工秩序冲突下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婚姻风险研究

中国正从城乡中国转向城市中国,社会及人的价值观念也在巨变,发生现代化转型。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性别分工秩序冲突及婚姻风险,反映出传统性别分工秩序受到现代化力量挑战的客观事实,回应了关注社会及人的价值观念巨变的时代命题。将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放在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发现上述“工作-家庭”冲突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职业女性认同的男女平等、协同承担家务的现代性别分工秩序,与职业女性家属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网络默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秩序之间的冲突。上述冲突在孕育子代,家庭结构性因素全面呈现的节点集中爆发,使得进城高学历青年职业女性处于平等性别分工秩序期待与传统失衡性别分工秩序现实的冲突之间,遭遇职业发展受阻、家庭经济价值地位下降、母职价值意义存疑三重危机,夫妻关系破裂风险出现。从降低当下青年人离婚率的角度,应回避此性别分工秩序冲突,积极建构平等性别分工秩序。

论高学历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的挑战及阶段性

为探讨高学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挑战与成长路径,选取7名硕士研究生学历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半结构性访谈。研究发现:高学历幼儿园教师存在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理清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联与差异、应用与转化教育理论等挑战。此外,高学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会呈现四个阶段:入门和适应阶段、知识转化和应用阶段、专业角色塑造阶段、跨领域合作和创新阶段,在每一阶段,他们将扮演不同角色。基于此,社会需要为高学历幼儿园教师完善培训机制,加大对高学历幼儿园教师的科研支持。同时,幼儿园也可以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并制定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为高学历幼儿园教师创造更有利的专业发展环境。

就业质量、住房负担与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宏观经济数据,在理论分析就业质量和住房负担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和推论,并建立多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就业质量和住房负担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住房负担与居留意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二、三线城市相比,一线、新一线城市就业质量和住房负担对居留意愿影响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间的就业质量和住房负担对高学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差异明显。该研究为不同等级城市制定针对性、差异化的高学历人才引进政策,改善其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完善人才社会保障体系和降低人才住房负担等方面提供政策思路。

基于PEST-SWOT模型的高学历毕业生对服装零售行业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学历人才不断增加,对服装零售行业产生了重要的广泛内在影响。文章基于PEST-SWOT模型,从政治/政策、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分析服装商业环境内高学历人才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高学历人才的增长意味着服装公司会拥有更好的就业环境,但也会使学历低而技能强的潜在员工面临被公司被拒绝的风险,导致效率和生产力低下。同时,购物者的议价能力会增加,导致同类产品和服务的服装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增加。据此,研究提出相应对策,期望为服装零售行业提供一些启示。

高学历女青年的婚姻、生育与家庭结构研究——基于北京东城区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的比较分析

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女青年明显增多,她们将重塑女青年婚育观念与行为的整体格局。研究发现,高学历女青年婚育推迟更加明显,其晚婚晚育行为具有时间压缩式的赶超型特征,她们在35-39岁实现了有配偶比例和已生育比例对低学历女青年的反超。婚育状态与家庭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年龄、学历、工作状况和人群类型对女青年的婚育状态和家庭结构均有重要影响。因此,应根据女青年的学历、工作状况、婚育状态、家庭结构和人群类型等多维特征,秉持针对性、差异化、协同性和系统化兼备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婚育支持与家庭建设相融合的政策体系。

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外迁决策研究

近年来,世界主要超大城市都出现了大量高学历人口离开的现象,我国的“北上广深”也不例外。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研究我国超大城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的外迁决策对于人力资本的空间均衡分布具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对高学历外来人口在面对超大城市的高收入、高住房成本和较少子女教育机会与潜在目的地城市的较低收入、较低住房成本和较多子女教育机会两种资源组合时如何作出迁留选择进行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数据,在个体微观层面,围绕子女教育和住房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构建预期净收益差距变量,并以等待的期权价值为理论视角,结合限制性立方样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预期净收益差距对外迁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预期净收益差距对外迁有非线性的阈值效应。具体地,当预期净收益差距小于某个正的阈值时,高学历外来人口离开超大城市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将留在超大城市。这个阈值大于预期迁移成本和等待的期权价值之和。只有预期净收益差距超过这个阈值后,高学历外来人口才有较大可能性离开超大城市,并且随着预期净收益差距继续增大,个体外迁的概率呈加速增大的趋势。我国城市若要在“抢人大战”中占据优势,超大城市应采取措施来提高人才从子女教育获得的收益和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不仅要优先考虑提高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还要在住房领域推出比超大城市更有力的优惠措施。

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辅导员职业认同提升的逻辑理路与路径

文章首先说明了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辅导员职业认同的意义,然后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辅导员职业认同存在的问题,接着阐述了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辅导员职业认同提升的逻辑理路,最后论述了西部民族地区高校高学历辅导员职业认同提升的路径。

我国高学历青年晋升:总体状况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对工作5-20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表明,高学历青年晋升渠道畅通,晋升机会较多,岗位级别、专业技术职称、管理级别均有一定程度的晋升;企业的岗位级别呈正态分布,而机关事业单位的岗位级别、专业职称、管理级别呈金字塔型分布。同时,青年晋升的分层现象明显,男性、高学历、城市生源、到职业发展后期,青年的晋升机会最多,晋升到较高级别的概率更高。但存在人际关系影响大、晋升标准不合理等因素制约。政府要优化青年晋升机制,营造向上、公平的就业和晋升环境;青年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实践,增强终身学习能力,以实力和工作业绩顺利实现晋升。

浙江省高学历执业医师配置的地区均衡性分析

目的:分析2020年浙江省高学历执业医师配置的地区均衡性,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浙江省(杭州市除外)10个地级市及所辖77个县(市、区)高学历执业医师配置的地区均衡性。结果:2020年浙江省10个地级市每千人口高学历执业医师数差距比较明显,最高的宁波市1.749人,最低的丽水市1.050人,变异系数0.14;10个地级市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博士0.457、硕士0.163、学士0.083;77个县(市、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博士0.798、硕士0.602、学士0.210。结论:执业医师的学历越高,地区均衡性越差;浙江省高学历执业医师的数量及地区均衡性均有待提高。

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国高学历人才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高学历人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无疑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等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利用集聚度等指标刻画中国高学历人才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态势,利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中国七大区域间及区域内人才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并利用Moran指数衡量人才空间分布的自相关性;之后对比最小二乘回归(OLS)、地理加权回归(GWR)、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选取拟合结果较好的MGWR模型识别影响人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进而得出相关结论:我国高学历人才呈现高度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区域化差异与空间相关关系,但不均衡趋势有所缓解;经济机会为影响人才分布的主导力量,社会、文化等公共服务舒适性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机遇。最后结合相关结论为城市优化人才政策提供建议,推动全国范围内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高学历教师的个性化培养路径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教师队伍素质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生等高学历优秀人才选择到中小学任教。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证明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增强。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拥有了更多高学历的优秀人才。目前,学校在职在岗的教师中有26名博士研究生,另有10名博士在读,有博士后经历的2人。全校硕士及其以上学历的教职工共有280名,占49%。对高学历教师的培养已经成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

高学历人才引进是否会提升商业银行效率?

文章选取了2014—2021年中国15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上市商业银行的效率,并实证分析高学历人才引进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值来看,高学历人才对商业银行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整体效率的提升。从学历层次上看,具有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的员工在提升商业银行效率方面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积分落户参与现状研究

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为外来普通劳动者提供了获取户口的渠道。本研究调查北京市高学历外来人口参与申报积分落户的情况,分析符合资格条件的个体未申报积分落户的原因。结果显示,高学历外来人口中只有少部分比例的个体符合申报积分落户的资格条件,这些个体中有49%的人未申报积分落户。他们未申报积分落户的主要原因是认为获得落户资格的机会太小和户口对他们目前的价值相对不大。

“高学历低就业”未必是人才浪费

近日,温州机场集团发布的一则拟录用人员公示受到舆论关注。公示表中,毕业于浙江大学动物科学专业的一名考生拟被录用为“场务及驱鸟员”。消息一出随即引发议论:名校毕业生去当驱鸟员,这不是人才浪费吗?前有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后有985、211名校生下车间,披着名校光环的毕业生从事看上去不那么光鲜的职业,就会引来非议。那么,浙大毕业生当驱鸟员果真是人才浪费吗?如果仔细了解一下行业背景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准确的答案。

中学高学历理科教师专业成长关键因素调查及启示

在教师队伍的高学历化趋势下,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教师的工作态度、教学反思能力等是影响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内在因素,承担公开课、学校实力、学生与家长的认同等是影响其专业成长的关键外在因素。在教师培训中,围绕影响高学历教师专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可以通过激发教师自主成长的内在动机、引导教师进行反思、注重教师的差异化需求来提升教师培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官媒新媒体账号对“高学历低就业”现象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自主择业政策的实施,求职不仅成为低学历人群的长期困扰,也成为高学历人群的长期困扰。据统计,早在2020年,近300万外卖骑手中,研究生就有6万多人,本科生有17万多人。本文将运用费尔克拉夫提出的三维分析框架,对2022年8月至10月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硕博毕业生送外卖的新闻报道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结合话语所在文本语境、社会语境,从名词(短语)分类选择、情态等语言层面进行文本分析,从互文性层面分析话语实践。虽然网络社交媒体通过选择不同的词语、表达方式和语气来撰写倡导工作平等的文章来掩盖隐性歧视,但实际上此类文章并没有从实际意义上对“高学历低就业”的社会现象起到缓解或解决作用,其中暗含的歧视性意识形态会反过来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加剧民众的焦虑心理和内卷心态,从而让这样的社会现象进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