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官问责制”审视

“高官问责制”是香港特区政府为了适应新的行政环境而在 2 0 0 2年 7月进行的公共政策体制的重要改革。这一制度在近两年的运行中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初步成效 ,但它离完整的与民主政治相一致的责任政府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高官问责制：香港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酝酿了两年之久的香港高官问责制方案于2002年4月公布,并于7月1日正式实施。香港的行政体制由此将揭开新的一页。

高官问责制:香港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高官问责制是香港回归后行政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社会公众诉求的回应,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高官问责制度研究

香港特别行政区于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高官问责制度，近十年来，高官问责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从高官问责制度推行的背景入手，解读其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介绍高官问责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制度实施的显著成效，并总结其中的有益借鉴经验。

用科学管理理论优化香港高官问责制度

香港高官问责制于2002年7月1日开始实施,香港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包括三位司级局长和合并后的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以合约方式聘用,年期为5年,但不超逾特首的任期。他们各自负责由特首指定的政策范畴,制定和解释政策,争取立法会和市民支持,并为其政策成败向特首负责,特首在需要时可终止他们的合约。问责制的建立,无疑让行政长官更易于筹组治港班底,有利提高行政效率。然而以问责制为标志的改革,至今仍未能为管治来个突破性发展。该文研究的目的是鉴于问责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此制度的不完善,对特区的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造成一定的障碍,故从科学管理理论角度为正在开展及日后深化改革的制度提出一些改革的路向。

打破高官的“铁饭碗”——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官问责制

高官问责制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次重大的行政改革,其核心构想是打破高级官员的"铁饭碗",让他们从终身受用的公务员变成以合约形式受聘的有任期的并根据需要可以被特别行政区长官随时解聘的非公务员;而其他公务员则继续负责执行政策,并仍然保持政治中立。推行高官问责制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强化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政府中的管理核心地位,转变施政作风,提高施政效率。这对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香港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以及香港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内地的行政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香港高官问责制及其对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借鉴

香港高官问责制自从2002年7月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以来,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本文对香港高官问责制的背景、成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行政问责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

高官问责制的运行现状及问题研究——基于省部级高官问责案例的内容分析

我国实行高官问责制已有十年时间,在我国特殊的行政环境下,高官问责制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问题。以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等多家权威性媒体报道的2003～2011年我国省部级高官被问责的21例事件为样本,采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利用统计分析工具,在对样本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我国省部级高官问责的发展分布特征,总结我国高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香港构架高官问责制

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不久前详细介绍了高官问责制的构想及背景，他强调指出，主要官员的问责制并不是“部长制”，设计之中的问责制，主要是把政治问责和公共行政决策分开。他透露，问责制的构思已经向中央政府报告。

高官问责制是一种进步

在回归之初，笔者与民协成员向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先生提出，回归之后，由于特首再不是由宗主国委派，故1997年前的“公务员治港”模式不适用。因为不同特首聘用完全相同的公务员，有可能做成尴尬场面。如1997年前宪政事务司孙明扬，因前港督彭定康提出要取消区议会委任议员，他要四出游说支持。

高官问责制特色

适用范围：三位司长和大部分的政策局局长。入选：可从公务员体制内挑选或从外界物色。任期：不超逾提名他们的行政长官的任期。

高官问责:制度逻辑与改革模式——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多维比较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发生于相近的历史时期并有着相似的改革称谓,但就其制度逻辑和构建模式而言,却表现出若干迥然不同的改革思维与演进轨迹。中国内地的高官问责制度是危机应急举措的产物,聚焦于行政责任追究机制的单项推进,以领导干部、尤其是行政首长做为主要问责对象,旨在藉此重塑官场文化、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本土自创形式的行政体制改革;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则是以14位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员做为问责对象,旨在通过程序化的问责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启动一场政制层面的改革,以此维护公务员的中立原则、平衡政治系统的利益分歧。

香港高官问责制:成效、问题与对策

高官问责制自从 2 0 0 2年 7月 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以来 ,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本文对香港高官问责制的背景、成效、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

香港推行高官问责制

最近,香港特区立法会以36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实施“特区政策主要官员问责制”。这是香港回归以来最重大的行政改革。

解读高官问责制玄机

高官问责制早在2000年上半年,董建华就有了高官问责的构思,并在2001年10月10日第五份施政报告中首次披露了他的研究与构想。董建华竞选连任成功后,这一计划对香港开始有了实际意义。2002年4月17日,董建华在香港特区立法会详细介绍了高官问责制的内容:第一。

我市出台内地首部“官员问责制”法定政府规章

我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

论房地产泡沫与制度改革

目前导致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通过制度漏洞过多地干预房地产业。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财税制度、绩效评估指标、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及建立高官问责制和调整地方人大代表的比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