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问责制度构建模式的多维比较——以中国内地和香港为分析案例

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决定了其面临不同的制约与困境,进而形成了不同的问责制度构建模式。选择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为案例,以集中比较分析为理论视角,经由对两地问责制度出台背景与内涵特征的对比研究,挖掘出二者在构建模式上的多维差异并得出结论:从决策程序层面,内地高官问责制度是以危机决策形式发生,而香港高官问责制度则遵循了一般意义上的常规决策程序;从制度构成层面,内地高官问责制是基于单项规则的推进,而香港高官问责制更强调制度体系的整体构建;从改革性质层面,内地选择在行政管理改革框架内推行高官问责制,而香港高官问责制则属于政治体制层面的尝试性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在制度背景和改革序列意义上,两地问责制度的构建模式并无优劣之分,而只是路径依赖作用下的理性选择。

香港高官问责制: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有益探索——兼谈对大陆的启示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中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成为了新时期政府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

高官问责: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

2004年9月，在重庆市举行的第三次全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协作会上，重庆市实行的“高官问责制”成为会议的焦点，多数与会代表高度评价这一制度并向国务院法制办建议在全国推行。推行高官问责制度，是重庆市健全行政责任体系的重要措施。去年7月1日，重庆市出台实施了《重庆市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八面来风

四川制定因公出访审批原则四川省近日出台了《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因公出访审批原则》,作出如下规定: 凡应由企事业人员完成的任务,不派党政领导干部出访;国(境)外邀请单位必须与出访人的身份相当,与出访任务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出访不得接受国内企业、境外中资企业的资助。同一地区的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同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原则上不得同团出访或短期内分别率团出访同一国家或地区。

法苑拾零

全国人大法工委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成立了法规审查备案室,该工作室不仅负责法规备案,更重要的是审查下位法和上位法尤其是宪法的冲突和抵触。据悉,该机构由中央编制办批准,现有编制20余人,隶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是与国家法室、行政法室、刑法室、民法室等并列的局级单位。成立专门机构审查地方法规是否违法违宪,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是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