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攀龙与刘宗周哲学思想之异同

高攀龙(1592—1626)是东林学派重要创建者和领袖之一,学宗程朱理学与之同时代的刘宗周(1578—1645)则追踪心学,是蕺山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在当时都有相当声誉和影响,学者并称高刘。在朝时,反对奄党专权,声气相援,关系密切。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同有异,各有自己学派的特色。本文试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这两位学者的哲学思想。

儒家道德精神的重建——论高攀龙对王学的修正

高攀龙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对王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反对空谈“良知”,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驳斥“无善无恶”说,重申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功夫的倾向,主张“悟”、“修”并重;批驳“三教合一”论,严辨儒、佛之异。高攀龙试图通过以上措施,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不过,他对王学的批驳也有不合理之处。

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创作考述

晚明政坛上,东林党声势煊赫,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其以东林书院为中心,护法程朱理学,发而为道德文章,经世救时,呈现出独特的儒学风貌。东林前后期领袖顾宪成、高攀龙俱为理学名臣、道德完人,可为代表,堪称南直双璧。

论东林学派高攀龙与孙慎行性善论中的道教因素

东林学派站在纠正阳明后学流弊的立场上,反对性无善无恶说。东林学派的重要学者高攀龙与孙慎行都主张性善说,而援引道教中的善恶果报与忠孝成仙思想为他们性善说作补充。两人思想中的道教因素,与吴会地域的道教文化影响,以及当时的政局和残酷的政治纷争有关。

论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

高攀龙是明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挽救明后期黑暗腐朽政治，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他强调人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提倡广招人才；主张登用正人；重视培育人才，呼吁用程、朱理学武装士人头脑。他把这些主张付于实践。他登用正人，抨击邪佞、惩治贪污，用"自反"来消弭党争，通过"捱"、"劝化"等方式与专权宦官作斗争，并在东林书院大力讲学。高攀龙的用人思想主张，充实、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富于理论意义。其用人实践，在明末社会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高攀龙的用人思想及实践也有其局限性。

高攀龙与刘宗周的交游以及思想异同论析

在晚明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大儒,二人之间有着十多年的交游。高攀龙也是刘宗周最为重要的友人,前者在人格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二人的思想却是同中有异,其中主要关涉到朱王之辨与儒释之辨两大问题。具体讨论高、刘二人的交游经历与思想异同,可以更好地梳理东林与蕺山两大学派的关系,从而深化学术史的研究。

高攀龙的佛教观——兼及高攀龙思想的儒学本色

高攀龙对于佛教的观点有 :佛教所言“性”所言“善”都不具有“天理”之内容 ;无论是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限 ,还是从讨论问题的内容看 ,佛教与儒学都不是一家 ;佛教有蔑视礼教、没有情义、自私等缺点。本文的评论是 :唯一的儒学坐标、片面的否定态度及对儒学基本主张的持守 ,凸显出其思想的儒学特色 ;

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号景逸,明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省 无锡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高攀龙既是明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当时重要的思想家。他的理学思想宗奉程、朱,兼采陆、王,以“主静”为特色,在明后期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对高攀龙理学思想进行探析,不仅有助于对其个人、对东林党乃至明末社会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明后期思想、学风流变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传高子绝学 续攀龙心意:高攀龙《周易易简说》的易简之道诠解

学界对于高攀龙易学虽然有些研究成果,但多笼统讨论其易学与思想的关系,而对于其代表著作《周易易简说》的全面深入研究仍然很少。事实上,对这一文本的研究对弥补学界高攀龙易学研究的不足,传承高攀龙的易学绝学,并接续其注易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易简之道和传承圣人之道的心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周易易简说》有三大注易原则,即以孔子《易传》为宗、易简注易、以主爻为中心;其次,《周易易简说》解易有三大合一的特点,即心易合一、人天合一、体用合一;最后,《周易易简说》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生生”的本体论思想、“易即人心”的认识论思想、“易即体即用”的体用论思想和以注易继承“圣人之道”的哲人情怀。高攀龙易学不仅有明显的心学易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容易简单的注释当中,熔铸了自己一生的抱负和人生经验,希望后人能够融通易道,进而发扬儒家圣人之道。

论高攀龙水居诗的哲理意蕴及诗史意义

明末大儒高攀龙水居诗富有深刻的哲理意蕴。这些诗表现了高氏悠雅的生活情趣和时代震怖带来的心灵颤动,体现了哲人潜心性理的思辨色彩和宁静心境。高氏水居诗“画化”的“化境”之美,去玄言的技巧之高,逼近陶、韦的平淡诗风,其艺术成就拔帜于一般哲理诗人之上,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地域文学的特征,代表了东林诗社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从而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中庸的主敬修养论——以高攀龙思想为例

在道德修养工夫上,高攀龙重提程朱之学,以矫王学末流狂肆之弊。他的修养工夫尤重主敬,其主敬思想基本继承程朱之义,但也受惠于阳明学的激荡,既避免了程朱主敬过于拘迫,"似中而欠庸"的流弊,也扭转了阳明学者在敬畏天命处不足,"似庸而未中"的偏颇,可谓"中庸"的主敬说。

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高攀龙不仅在学术上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而且其诗歌创作也代表了东林学人的最高成就。高诗格律清和,诗意冲澹,以效陶著称。清人沈德潜称其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此说并不符合高诗创作的实际情况。高攀龙十分仰慕陶渊明,并视陶为异代知音,其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学陶,留下明显的效仿痕迹。虽然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丰富饱满、真挚动人的情感内蕴,因此整体上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高攀龙晚年性学思想发微——以《会语》和《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为中心

高攀龙(1562—1626)是晚明大儒,对于他的思想定位,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一派定为王门后学;一派定为新朱子学;一派定为兼采或折中朱王。各有依据,三派鼎立。但这些论述只适用于他早年和中年的思想。其实,高攀龙在约1619年至1624年间的《会语》和《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以及其他晚年著述文本中,通过若干重要性学命题创建出了一套完整的性学体系,足以和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两大思想体系相媲美。

宋明理学的五系说——以高攀龙的划分为中心

明儒高攀龙从他对理学史的理解出发,提出了宋明理学划分的五系说,并判释诸系的特点和短长。在他看来,陆王心学"致知不由格物而入",有"蹈虚"之弊;曾点传统为狂者胸次,有玩弄光景之义,这两系皆不免有失。颜子开创的濂溪、明道一脉和绍承曾子的横渠、伊川、朱子系则最为正统,其中尤以后者立教更为稳健而无弊。高攀龙的这一思想或许是最早的宋明理学分系说,对我们理解和评判理学传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攀龙《水居题壁》二首考辨

高攀龙是明代东林党领袖、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著述甚富,然其现存著作多系其门人及明清时人汇编而成,迄今未见有今人的整理本问世。笔者在研读高氏诗文集时,发现其中有他人作品误入的现象。文章对高攀龙水居诗中的《水居题壁》二首作了考辨,指出"涧水泠泠声不绝"一首实为署名九华山白衣人的唐诗,"渔竿消日酒消愁"一首亦系晚唐高骈《写怀》诗二首其一。通过考辨,以期引起对高攀龙著作整理的重视。

《正蒙释》合刊及其著者高攀龙与徐必达研究

《正蒙释》是明代儒家学者高攀龙和徐必达著作的合集。遵循"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对高攀龙和徐必达其人、其学和其书逐一加以考察,进而探寻高、徐二人在《正蒙》研究上的交集,可推断出《正蒙集注》和《正蒙发明》的著作时间及合集刊印情况。

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

高攀龙是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东林学派领袖。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呈现多面复杂的情形。高诗以效陶为主,清真雅正是其主要特征。高攀龙在陷入党争而遭贬谪、罢官、削籍乃至在东林书院被毁的情形之下,其诗歌创作依旧基本保持原有诗风。而作于万历年间的记事文章则呈现剽悍激愤之风,与其多数文章的中正典雅之风全然不类。高攀龙逝后,门人陈龙正整理其遗稿并于崇祯五年编刻《高子遗书》时,有意将此类文章删汰不选,以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理学醇儒形象。高攀龙作于天启年间的尺牍,流露出愤懑、悔恨、无奈、宿命乃至绝望的复杂思想。这不仅与其以往尺牍中自信从容的道学气象不符,而且与其反复申诫的理学观念中的“无事”思想相悖,由此体现了身陷党争中的高攀龙理学与文学的背离,为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

复性思想与高攀龙的文学创作观

高攀龙的性理学说和文学思想有着精微繁复的联动关系。复性是高氏的学术追求,也是其文学创作观念展开的内在理路。高攀龙认同作诗是排遣不平之情的主要方式,但他同时认为诗歌的遣情功能十分有限,且使作品有为情识所累的危险,“摄情归性”是诗歌摆脱上述困境的必然途径和学理依据;无意而工指“自然不待用力而能”,它既是文学发生的原理,又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这源于性的“天然本色”和体认工夫;穷而后工指“善承困而善言文”,“患难透性”诠释了这一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高氏文学创作观与复性思想在理论形式上高度融洽,但他的文学实践却与之既有统一又有背离之处。

高攀龙对儒家学脉流派之划分及其意义

六百年宋明儒学结穴时,儒家思想的总结和学脉流派的划分提上日程,晚明大儒高攀龙在继承先秦和宋明儒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性学体系,第一次对从先秦至宋明儒家的学脉流派提出了全面、透彻、周密的五脉说,勾勒出了一幅儒家学脉流派历史发展的全景图。他的五脉说与现当代学者的各种宋明儒学分系说在划分的理论、范围、角度、原则、方法、内容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对我们探讨儒家的学脉流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