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北凉高昌郡内学司成白请差刈苜蓿牒》文书初探

197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发掘了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了12件文书,本文重点研究编号为79 TAM 382:5-4b的《北凉高昌郡内学司成白请差刈苜蓿牒》文书。笔者认真梳理了文书内容,重点对文书中内学司成、令狐嗣和典学主簿进行考证。笔者根据《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记载,结合文书内容,指出北凉官学设在陆沉观,刘昞任秘书郎、国师,索敝和阴兴任助教,建任典学主簿,令狐嗣任内学司成。北凉官学教育较为完善,促进了北凉文化繁荣,对后来北魏乃至隋唐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有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文书中的“某人”为“在学的儿童”,也有学者指出“在官学中,将蚕桑劳作列为学习的内容”,即认为“某人”身份是“学馆学生”,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名堕军部”是互相矛盾的。根据《宋书》中“惮业避役”的记载,结合吕思勉先生“来学者率为避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是内学司成上呈典学主簿的一件官文书,文书中“某人”的身份应为“名在军籍(部)的军士(部兵)”,“某人”平时负责学馆桑役,特殊时期刈苜蓿,并非“在学的儿童”或“学馆学生”。

谈北凉时期高昌郡的计赀、计口出糸与计赀配养马

户调的最大特点就是按户计征。北凉计赀出献糸帐的最大特点是集赀370斛为一组,"出献糸五斤"。一组的户数,可多可少,没有定数,说明"出献糸"的数量只与"赀"有关,而与"户"无关。而北凉时期的计赀,只计田亩的数量与质量,不及其他。因此北凉的计赀出献糸,实际上就是计田赀出献糸。它不是户调,而是田租的一部分或田租的附加税。北凉的计口出糸的性质为口税。汉唐间,百姓承担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民户各自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像北凉计赀出献糸与计口出糸那样,集若干户为一个单元,统一由其中的一两人收集缴纳的情况比较少见。北凉计口出糸不是因为征纳对象物的不可分割,而只是为了方便政府收纳,对于民户而言,其实并不方便。按赀配生马只是计赀配养马,被配养官马者并不独自承担马价与养马之粮草。计赀配养马的性质实质上就是计赀承役,与麴氏高昌时期的计田承役相近。北凉时期可能也有户调与杂调,但目前尚未见实证资料。

高昌郡的佛典——以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为中心

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体量庞大、内容丰富的佛典写本,这是研究中古佛教史的珍贵资料,但是已经公布的佛教文献多属于高昌国及其以后时期,更早的高昌郡时期则相对较少,所以我们对高昌郡佛教的认识仍有诸多空白。新近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刊布了两万六千余件新资料,其中包含大量高昌郡时期佛典写本,这丰富了高昌郡佛教史的内涵。本文对其作了统计与分析,认为高昌郡已经三藏具足,并进而讨论4-5世纪时汉文佛典在西域的流传。这说明中原与西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文化交流频繁,中原文化对西域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度量衡——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时期,高昌郡的度量衡单位见有：尺、寸、斛、斗、升、斤、两.西凉、北凉的度量衡进制为：15.213两≈1斤、10升=1斗、10斗=1斛.西凉、北凉时期的高昌郡人日食标准在5～8升之间,量制从汉代的“大石”标准.高昌郡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从中原汉制.

吐鲁番所出《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考释

1997年,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出土一组阚氏高昌某郡仓曹收纳、毯等物的帐簿文书,整理者命名为《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研究后可知,本组文书为永康三年(466)高昌郡仓曹文书。文书中向官府输纳、毯者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官府控制的织造户。《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所记为高昌郡仓曹收纳织造户纺织物,偿还加工过程中相关杂用后获得的纯收入。《阚氏高昌某郡毯等帐》反映了织造户在官营作坊织造的具体情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军政合一在边陲——从高昌郡看十六国时地方军政制度

在兵连祸结的魏晋(包括十六国)时期,作为边陲门户的高昌,其军政制度和兵民身份都呈现了一定的特殊性。吐鲁番文书,则为我们探讨这种特殊性,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魏晋之间出现了一种称之为军府的机构。军府原是带兵将领的幕僚班子,帮助其布置军事、起草文书、筹措给养等事宜。当时武人们打天下也坐江山。他们的军队驻扎在哪里,朝廷就往往让他们做那里的地方长官。

“畫諾”問題縱横談——以長沙漢吴簡牘爲中心

"畫諾"作爲漢唐長官批閲公文典制,傳世文獻記載甚夥,向無疑義。但由於出土文獻未見明確例證,研究者對其形制並不清楚。長沙走馬樓吴簡和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都見有長官草書批字,該字是否"諾"字,曾引起激烈爭論。直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出土,見到長官所批規整"諾"字及減省"若"字,"畫諾"之爭纔告一段落。本文回顧相關爭論經過,結合早年高昌郡國公文"畫諾"問題的討論,對"諾"的字形演變及其符號化過程進行了梳理,爲"畫諾"問題討論畫上圓滿句號。

吐鲁番地名的开创期——吐鲁番地名研究之二

两汉至且渠大凉王国(公元前48年—公元460年)为吐鲁番历史上的地名开创期,分为四个时段,一、车师王国时期有交河城、石城、兜訾城及万度、其养、乾养、柳婆、摩诃演、阿虎、喙进等地名。二、戊己校尉时代为汉语地名奠定期,有高昌、柳中、高宁、横截、白艻等诸壁的出现。三、高昌郡时期建一郡五县:高昌、田地、横截、高宁、白艻等县。四、大凉国建有高昌、田地、交河三郡及高昌,横截、高宁、威神、白艻、田地、酒泉、交河、盐城等九县。

吐鲁番古代建筑遗迹考察随笔

高昌城滥觞于西汉时期的屯垦戍堡,从军事据点发展为郡县级城市和地方政权的都城(间或为中央政权辖属的州县),大致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城、高昌国都、唐西州城、回鹘高昌及高昌回鹘国都五个历史时期。至明初城址废弃,历经1400余年。故城遗址主要包括城墙与建筑基址,城墙遗址有外城、内城、小城三重,其中外城城墙相对完整,内城城墙大半缺失,城门遗址毁坏严重。现存地表可见的建筑遗迹占地约40公顷,为故城面积的20%左右。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第二编)》前言、目录、后记

一、前言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姑师”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已有二千年。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即在吐鲁番东部设戊己校尉,建高昌壁,派汉军驻屯。其后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吐鲁番王国等几个发展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里的地上地下留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前言、目录、后记

《吐鲁番出土文书新探》(刘安志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99元)一、前言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六七千年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姑师”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已有二千多年。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即在吐鲁番东部设戊己校尉,建高昌壁,派汉军驻屯。其后经历了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吐鲁番王国等几个发展阶段。

唐長孺讀《流沙墜簡》筆記校證

唐長孺師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曾撰七律憶舊,其頷聯云:'平生不負雕蟲手,垂老猶詮發冢書。'1'發冢書'指《吐魯番出土文書》。可知唐師是將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視爲自己'垂老'最重要的事業的。唐師爲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唐師故宅保存的尚待整理的衆多遺稿中,僅讀《吐魯番出土文書》筆記就有三册,近四百頁。

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研究

本文集中探讨2006年吐鲁番洋海赵货墓发现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这是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现在所知最早的户籍，也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的户籍。笔者对该户籍的书写年代、地点、内容、格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该户籍保存造籍的年份，有具体的郡县乡里名称，登录了五户人家的家口以及户内土地、奴婢的买卖情况。《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的发现对中国中古时期的户籍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吐鲁番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

汉文史料所记载的车师前王庭,高昌郡、西州回鹘,高昌回鹘汗国等等都是指我国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地区。此地唐朝时为高昌回鹘汗国都城及具有高度文明和非常发达的古代维吾尔人文化中心之一。作为回鹘汗国王家寺院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就是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和具体象征。

高昌墓表

《高昌墓表》,又称《吐鲁番砖志》,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近百年中陆续出土的我国中古史上北朝至唐代的专为记录死者身世及其有关情况的墓葬文字资料。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是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的所在地,这些砖志自称“墓表”,因此也称为《高昌墓表》。

哲人虽已去,遗爱有余思——缅怀业师唐长孺先生

今年是业师唐长孺先生去世十周年。回忆唐师多年来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更加缅怀唐师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高尚情操和丰伟人格。我在进入唐师门墙之前,已向唐师书信问学了两年。第一次给唐师写信,

新疆访古

新疆,古称西域。早在先秦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史籍中均可见有关新疆地区山川地理、物产名胜的记录。自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又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古老的历史,神秘的传说,千百年来一直令人神往。高昌故城在令人向往的吐鲁番,古迹甚多,首屈一指的当属高昌故城。其遗址在离吐鲁番县城东40馀公里。高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约在公元前一世纪由西汉王朝驻西域的屯田军队所建置,《汉书》称之为“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管理屯田的戊己校尉均驻在此,故又名“戊己校尉城”。此後,历为前凉高昌郡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至明初始废,前後共计一千五百馀年。

北凉高昌地区行水问题研究——兼论其时督邮分部情况

北凉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管理仍沿用汉魏旧制,由平水负责日常水利之事,但在某些季节性用水时郡府还会向特定区域派出行水人员。缘禾十年行水文书详细记录了高昌郡行水人员的条任与改动情况,由此可得知当时的人事构成和具体分工,其所反映的是当地为灌溉两部葡萄而专门派出临时的水事管理机构,组成人员从各曹抽调而来,其任命及改动皆须太守许可,亦直接对太守负责。从记载来看,高昌郡的行水和督邮都是分部进行的,而行水资料的发现又可补充对督邮分部的认识。以往学界认为高昌郡可能有东、中、西三部督邮,但无法确认西部的所在,对各部的属县也并不明晰,行水文书证明当时确有西部分区,并且显示似乎还有南部之区,根据其自然地理分析,排除北部分区的可能性,推断高昌郡或许有东、中、西、南四部督邮。

高昌墓志与《诗经》

高昌为吐鲁番地区的古称,是历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的所在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高昌墓志中存留着丰富的与《诗经》有关的材料。这为研究《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高昌墓志因多刻写于墓砖上,又称"高昌砖志"或"吐鲁番砖志"。

吐鲁番文书与两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1975年,在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工作。198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开始出版,至1992年出齐10册。该书的陆续问世,推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吐鲁番学'的研究热潮,使其呈现出与'敦煌学'并驾齐驱的趋势。今春,《吐鲁番出土文书》荣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为纪念《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并让更多读者增进对有关知识的了解,我们刊发王素等八位同志的文草,并借此机会表示对唐长孺先生的崇高敬意,对为此工作作出贡献、已先后去世的马雍、李征先生的深切悼念,对为出版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文物出版社编辑同志的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