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差异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组态模式——基于fsQCA和线性回归的混合分析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未来全面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任务依然艰巨。为明晰省域建设模式,在“外部压力-内蕴能力-主观动力”的理论框架内将线性回归与fsQCA方法结合。研究表明:财政压力和农业融资能力是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但并不是必要条件,仍需与其他条件结合才能共同对结果产生影响;总结出经济拉动型、压力推动型、综合优势型和积极政府型四个建设成效较好的组态,并通过定性证据明晰各模式的内在机理与驱动机制;建设仍需加强的组态为动力缺乏型、综合抑制型和财政抑制型。建设成效是多方因素组合协同作用的结果,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条件互补效应,担当政治责任前提下,聚焦现实任务,扩大资金渠道,因地制宜,合理规划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

有土斯有粮: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单产吗?

作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政策实践,高标准农田建设被期待能够有效实现粮食增产和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于27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探索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能显著提高粮食单产。替换核心变量、进行非参数估计和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上述发现可信。(2)机制验证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规模经营、促进技术进步和降低生产风险三大路径来提高粮食单产。(3)异质性分析发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起伏度较小地形、粮食主产区、较发达地区的粮食单产促进效应更大。研究结果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确实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举措,需扎实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黔南州分区建设模式探析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抓手,是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为了便于有针对性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本着保持县级行政区划完整性、地貌类型相似性、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条件相对一致、粮食生产与农业区划相对一致的原则,在对黔南州各县(市)立地条件、耕作制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黔南州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3个区域,并提出各区的建设重点和建设标准。

贵州盘州 探索喀斯特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

根据国土三调数据:盘州全市水田3 010.47公顷(4.52万亩)、水浇地21.13公顷(0.032万亩)、旱地105 381.62公顷(158.07万亩),其中旱地面积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7.203%。目前盘州市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工程全部位于旱地。2019—2022年,经过近四年建设,盘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在喀斯特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三种建设模式,结果表明:采用利益链接模式效果最佳。

内蒙古巴彦淖尔 引入社会资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典型模式分析

近年来,巴彦淖尔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投建运”一体化、企业共建、企业捐建3种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典型建设模式,共投入资金1.44亿元,建设面积13.19万亩;项目建成后,又发展出企业投资建后管护、“村党支部+村集体产业合作社+农户共管”2种运营管护模式,共投入资金3 158万元,管护面积4.46万亩;同时,亩均投资增加100元开展了农民筹资投劳,折算投资1.13亿元,覆盖面积112.91万亩。以上6种模式,在提高建设标准、促进规模化经营、落实建设管护责任等方面实现了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共赢局面。

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及整治模式划定研究

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和自立的基础。2023年,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协同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同年,省政府提出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可见,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高标准农田,对推进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减轻或消除主要限制性因素、提高农田生产力而开展的一系列地力提升和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目前,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研究主要包括建设适宜性评价,建设空间和时序划定、布局优化调整以及整治模式划分等。其中,建设适宜性评价一直是研究重点。

关于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问题的思考——基于河北省农田建设多元化投入的实证

本文基于对河北省农田建设项目现状以及财政投入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系统总结了中国当前农田建设投入管理的特点、存在问题及其根本原因。借鉴日本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例如最大限度发挥参与农田建设的实体的作用、制定合理的投资标准、优化财政资金补助方式以及增加项目收益渠道。

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基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全国10省1032份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显著提升农民种粮收益,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使农民种粮收益提高2.77%。(2)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小农户,规模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够提升种粮收益;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不仅促进兼业农户增加种粮收益,而且促进纯农户增加种粮收益;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粮收益提升效果更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参与通过提升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据此,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制定出台农户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差异化政策,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实现农民种粮收益提升。

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困难、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总体质量不高,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集约高效利用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经过十多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2年底全国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10亿亩,我国粮食产能明显提升,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20%。笔者系统总结分析了当前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困难,针对存在的困难及问题,建议实施六项举措,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能遏制耕地“非粮化”吗?

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控制组,高标准农田建设使实验组耕地“非粮化”程度下降了3.64%,表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非粮化”具有显著且持续强化的抑制效应,经过模型适用性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可信;该政策效应因区域粮食功能定位、粮食熟制、粮食作物种类和地形条件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粮食主产区、高熟制地区、水稻主种植区和非平原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对耕地“非粮化”的抑制效应更明显;地块规模扩张、种植模式变革和比较成本优势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抑制耕地“非粮化”的三条重要途径。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为:在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应加快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尽快补齐耕地质量短板;同时严格落实高标准农田利用优先序,彻底扭转耕地“非粮化”势头,为实现“藏粮于地”战略目标提供支撑。

内蒙古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处理好十对关系

本文根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提出在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逐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过程中,我区要处理好十对关系。这十对关系是:进与出、快与慢、表与里、大与小、内与外、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水浇地与旱地、平原与丘陵的关系,以及政府投入与农民投入、政府投入与社会资本投入的关系。其核心要义是防止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形式主义。

基于莫兰指数的丘陵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时序分区——以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为例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区耕地质量的重要举措。为了使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序、高效地进行,以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为例,基于莫兰指数,结合耕地质量、灌溉排水能力的空间分布,以地块为最小单元划分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结果表明:凤阳县耕地质量等级为中等,平均等级为4.367等;全县耕地质量等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其中有73.45%的耕地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灌溉排水能力的可改善程度可分为1~9级,依据耕地质量等级的空间相关性和灌溉排水能力可改善程度,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时序划分为优先建设区、次级建设区、后备建设区和暂不建设区,其中优先建设区为空间相关性为高-低(HL)型且灌溉排水能力可改善程度较大的区域。采用研究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案例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耕地质量等级提升程度较大的区域均处于优先建设区和次级建设区。研究结果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选址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应用价值,可为有序和高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升耕地质量提供参考。

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促进作用

新时期,农业社会化服务承担着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历史任务。在促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样具有独特优势。新世纪以来,在“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表现为:建设任务如期完成、建设规划有机衔接、建设标准逐步完善。当然也存在建设标准不统一、建后管护不到位以及资金保障难落实等问题。针对此,要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土、水、技、管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

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变了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和相对效率,进而影响了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在“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背景下,本文运用地级市农业部门数据实证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总体上偏向于资本要素,而高标准农田建设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2)受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会促进贫困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要素,而促进富裕地区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3)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还会通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方式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要素。

山东省郓城县整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SWOT分析

为更加科学、高效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提供改进建议和科学支撑,利用SWOT分析法对山东省郓城县整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了郓城县整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劣势、机遇与威胁,判明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研究发现,整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投资标准低、缺乏管护资金、农田用电同质不同价及耕地进出平衡对接困难等劣势和威胁。针对上述劣势和威胁,提出提高单位土地面积财政资金投资密度、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合理优化布局结构、推进农业灌溉用电价格改革、统筹耕地进出平衡指标、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资产管理和基础设施管护制度等对策建议。

面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制度创新:小农户视角

在农业强国战略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相对于工程管理问题,农地制度创新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尚未被充分重视。已有关于农地制度的研究主要关注稳定土地承包权和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关系,而对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地制度改革的关系研究不足。在广大中西部村庄,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经营的主体,需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持,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从小农户的视角出发,面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制度创新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地块整合问题,要避免工程导向的项目建设造成农田耕作的不便;二是土地经营权配置问题,要避免大户导向的项目建设造成小农户被制度性排斥。基于田野调查,克服两种困境的办法是在保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由村集体整合地块,形成按户连片经营,不仅能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发展的经济效应,而且有利于保障农村社会稳定。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

高标准农田建设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从改善灌溉设施、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农地租入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的传导机制,构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根据2020年和2022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10省50县(市、区)300村4378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与政策异质性。结果表明:(1)高标准农田建设促使三大主粮作物种植比例提高了7.97%。(2)机制分析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改善农地灌溉条件、增加农地租入规模和提高农业机械化来促进种植结构调整,而非农就业的传导机制未得到验证。(3)异质性分析表明,粮食平衡区、地形坡度和起伏度较大区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更能显著提高粮食种植比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背景下老旧灌区农田水利工程优化改造分析

在我国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实践工作进程中,各地区也在紧锣密鼓地对老旧灌区开展农田水利改造优化各项工作。本文结合实例,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政策背景,探讨对老旧灌区展开农田水利工程相关优化改造实践工作,旨在为业内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度管理研究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进度管理对于现阶段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推进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简要阐述了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度管理的重要意义,对影响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度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为工程设计因素、资金保障因素、施工管理因素和组织管理因素,提出了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度控制的策略,即把好设计关,扎实做好设计工作;加强资金管理,优化资金拨付环节;强化施工进度管理,提高施工进度管理水平;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工作。

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镇平实践研究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我国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必由途径。文章立足于镇平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以问题为导向,科学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原因为承包主体和实施主体存在“两张皮”现象,中后期管理维护和前期建设存在“不对等”现象,政府化“严管”与政策性“服务”存在“不相适”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规划引领、创新投入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开展整区域建制试点、健全管护机制等可行性对策建议,并从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前提条件)、科学规划产业布局(重要基石)、拓展农民投入机制(内生动力)、加强监管长效机制(后续保障)等方面提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制度性建议,以期推进县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