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问责制60年:新制度主义视角的透视

中国高校问责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高校"无权"状态下内部检查式的问责阶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状况下逐步规范化的政府问责阶段,以政府为主、社会逐步有限参与的问责阶段。总体来看,我国高校问责制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的路径之中,在行政模式的轨道上逐步演进。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惯性、集权管理运作模式、官本位的文化观念等是影响我国高校问责制度的深层结构;同时,在高的构建成本、学习效应、合作效应、适应性预期、市场不完备、利益以及信念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高校问责制度体现出很强的路径依赖现象;但也有制度的微调、转换甚至剧烈变化。必须寻找我国高校问责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塑造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国高校实行高校问责制的对策

高等学校管理实行问责制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实行问责制首先要明确责任形式，其次问责客体要细化、多元化，同时要规范问责程序，并确定科学问责方法。

高校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审视问责的困难,寻找问责的出路,是当前实行高校问责制的重要任务。要使高校问责走出困境,必须着重建立问责法规、完善同体问责及加强异体问责。

论我国实行高校问责制的必要性

我国高校中实行的问责制,实际上就是指高校要以培养高素质的学生为己任,以履行对公众教育承诺为职责,以追求高能、效率的办学方式为目的,以全面接受责任监督和追究为根本的责任监督追究制度。这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治校的内在要求,更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要求。

高校问责制的实施困境及其完善措施

为保障高校问责制的有效实施,先是用实际案例指出我国高校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高校实施问责制的必要性;然后通过对问责制实施困境的具体分析,提出了保障高校问责制实施的切实可行具体措施。

清单制度在高校问责中的实施研究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高校问责制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相关制度的保障。清单制度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初见成效,对高校问责也有诸多作用:有利于高校问责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完善;有利于高校权责边界的明确;有利于高校问责范式的转变;有利于高校问责程序的规范;有利于高校问责结果的处理。清单制度在高校问责中可通过高校外部问责与高校内部问责两种路径来具体实施:外部问责中,政府需明确自己的“三张清单”,为高校外部问责提供清单依据;内部问责中,高校要以政府制定的《高等学校清单制定办法》为基础,建立清单制定小组,将清单运用到问责全过程中,完善信息公开等相关机制,加大清单制度的宣传。

高校问责制研究综述

有关高校问责制的研究可谓百花齐放。厘清什么是问责制、研究高校为什么问责和如何实施有效问责,对促进我国高校稳步、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中美高校问责内涵的比较分析与本土化构建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为治理高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引入以绩效指标为核心内容的高校问责,美国以教育资本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高校问责已相当完善。我国本土的高校问责意义狭隘,且存在政府主导高校问责、问责手段单一等不足。在高校问责的本土化构建过程中,必须准确理解国内外有关高校问责的内涵,分析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和明确高校问责本土化构建的实践要求,以便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高校问责。

我国高校问责制的制度设计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校的办学经费预算问题受到社会关注,高等教育问责制成为政府部门及社会公众监督高校管理的重要手段。根据高校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本文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探讨了高校问责制的策略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

我国高校问责制度的建设困境及对策研究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高校问责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高校问责制度和非正式的高校问责制度。我国高校问责实施至今,在制度层面上存在正式的问责法制的模糊和非正式的问责文化缺失的建设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高校问责制度的建设困境,一方面通过制定高校问责的法律法规、明晰高校的职责划分、完善高校的问责程序来加大高校问责法制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营造高校问责文化环境氛围、强化问责客体道德自律的精神文化、拓宽高校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行为文化来培育高校问责文化。

论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问责制实施的可行性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问责制的实施具有可行性。高校具有学术性、非营利性、服务性及创新性的组织属性,这些基本属性是支撑高校在政府及市场中运行与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制定及实施高校问责制的思想基石。从有关高等教育的政策文本看,我国高等教育正走向权责对等,这是一种自我反思及发展的状态。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颁布,为高校问责制的建立指引了方向。各高校章程的出台,推进了高校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进程和步伐。

论我国高校问责的逻辑

高校问责遵循一定的逻辑,法理逻辑即高校问责的合法性、合理性,表现为权力、职责、义务之间,以及高校与政府、市场三者的制衡;高校的内部权力呈现出典型的学术-行政二重权力结构,高校科层权力结构与高校问责的线性走向是高校问责的行政逻辑;高校基于自身道义使其追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改进是高校问责的行动逻辑.

大学自治与高校问责:二者平衡之道

大学自治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实现学术自由、教授自治的制度性保障。自治作为欧洲中世纪大学最悠久的传统,同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一直追寻的目标。但随着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和社会化步伐的加快,对高等教育问责的呼声也水涨船高,而问责则意味着对高等教育的某种形式的外部监督和干预。因而,如何平衡好大学自治与高校问责之间的关系,避免二者之间的相互指责或倾轧,是学界应予以思考的问题。

中国高校问责制:历程·现状·发展路径

高校问责制作为管理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已广为应用。在我国,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日益深化,高校办学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高等教育问责已成为必然,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已进入"问责时代"。因而,如何正确评价我国的高校问责制,分析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对于完善我国的高校问责制度、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增强高校的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高校院校研究回应公众问责的经验与启示——以加州大学院校研究为例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问责起源于基础教育的质量问责,其目的是增强高校办学透明度、发现存在的问题和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最终提升自身治理效能和院校绩效。院校研究为强化美国高校回应公众问责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主要做法包括:为全国性信息公开化平台提供数据、编撰所在高校的问责报告、开发所在高校的信息公开化平台以及为媒体和相关利益人开展问责提供数据。加州大学院校研究回应公众问责是其决策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是从回应外部质疑的“被动问责”转向“主动问责”,也就是通过常态化的自评,定期将结果向社会公布。这种转型不仅是高等教育问责态度的转型,更是高校办学质量主体角色的彰显,反映出高校具备接受社会监督的意愿、承担办学责任的勇气和改进质量的决心。以此为借鉴,助力高校实现“主动问责”,中国需制定信息公开化的法律;高校须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塑造质量责任主体意识以及通过院校研究呈现办学绩效数据、提升回应公众问责效能的环境,开发整合型的数据系统。

从政府问责到社会问责:中国高校问责制的内涵、类型与变革

高校问责的目的,是通过奖惩等措施使高校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且改进自身工作、提升教育质量与服务的品质。世界范围的问责制改革包含韦伯式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四种形式,其中,社会问责是问责制发展新的有效形式。目前,本科教学评估这种中国高校问责制采取的是一种政府机制,社会基本不参与。设计公众参与机制,建立高校社会问责制,通过社会问责来加强政府对高校问责,应是中国高校问责制的改革趋势。

美国高校问责制:内涵、演进与启示

美国的高校问责制大致经历了由民主导向到绩效导向,再到市场导向这样一个发展历程。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来看,高校问责制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干预高等院校的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问责的形式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变化。正确理解美国高校问责制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认识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将会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高校实施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前,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公共权力行使的责任追究问题,高校管理推行问责制已经被提上日程。尽管目前构建高校问责制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若能正确认识存在的困难,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将有助于推动高校问责制的建立。

高校问责制内涵辨析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对教育的监督和问责制度的建设。我国对高校问责制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学界对高校问责制的解读未能涵盖高校问责制的全貌,一些重要问题未能得出合理解释,甚至产生了误解。本文认为,高校问责是针对"高校"这个实体的,其本质不在于责任的追究,它是一种与外界进行沟通和改进自身工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高校要为自身是否尽到职责而承担一种"证明责任"。本文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对高校问责制的内涵进行解释,期望对高校问责制的构建有所意义。

浅析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路径完善

实践证明,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权力监督机制,也是建立"民主、廉洁、负责任"大学的有效制度安排。但作为一项建设阶段的制度,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现状喜忧参半,建议高校可通过建立内外互补多元化问责机制,明晰责任归属,加强追踪监督力度,形成完整的问责监督体系,浓厚问责文化氛围等措施,完善高校领导干部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