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学问: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

目前 ,学科化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 ,高等教育也不例外。笔者以为 ,要想在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确立高等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理清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 ,即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何以可能是首要的。本文认为 ,高深学问应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 ;以此为核心 ,可以有效地确立高等教育学的合法性。

高深学问之“高深”——解读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高深学问”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基点和贯穿全书的线索。“高深学问”有着“高深”这一典型特征。依据对“高深学问”的不同取向有着不同的哲学观,即认识论和哲学论的哲学观。“高深学问”的探究并非易事,而是适宜条件下的不断追求。

解读高深学问的性别符码

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概念。从女性主义对性别与知识关系的探讨中可以解读高深学问所蕴涵的性别符码，探讨高深学问的性别形塑过程，可以为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屏蔽、性别歧视提供认识论上的依据。

高深学问——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解读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

《高等教育哲学》以美国当时高等教育大发展为背景,并以高深学问作为其核心问题,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理论冲突问题从哲学层面进行了阐释。其中许多观点对于解决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当中所出现的类似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高深学问与本科教育专业化

高深学问是有结构、有系统的深奥的知识集合,是相对闭合又有着开放性的具有一定内核的深层次信息反应。本科教育是向学生传授大学高深学问基础理论知识的专业性教育。本科教育专业化与高深学问的有效链接路径是拓宽课程选修面、广泛开展二学位、进行跨学科培养、早建导师联系制。

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高深学问——读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从哲学角度对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专著 ,对全书各章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高深学问。

论实践性“高深学问”的创新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高深学问"包括纯理性知识和功用性或实践性知识。生成实践性"高深学问"是应用型或职业型取向大学实现其功能与价值的基础。功用性或实践性"高深学问"不仅强调合规律性,更强调合目的性。

高深学问:变革、挑战及价值关涉

高深学问经过博雅的理智熏陶、实用主义的改造、后工业时代的泛化过程,进一步强化了其外在的展示功能、信息价值、实用与功利化价值,但其内在价值与精神关怀却有所弱化。这一演变过程在促进高深学问更为完善的同时也为高深学问带来了诸种危机:被功绩主义所绑架、研究的生存技巧化转向、精神教化作用的丧失。新时代对高深学问提出更高要求与期待:培养具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高素质人才;发现更高质量、更具创新的高深知识;解决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应对危机和新要求,重提高深学问的价值追求意义重大。这意味着必须坚守高深学问求真向善的价值追求、复魅高深学问的教化职责、重建高深学问的宏大关怀。

从“高深学问”出发的大学创新与创业

大学是一个通过传承和探讨高深学问培养人的专门场所。相对于基础教育,高深学问是一个指向人类未知与难知的层次概念;相对于现代学科与专业,高深学问是一个溯源于古希腊"七艺"的历史概念。大学的高深学问本性决定了大学的创新本性。从高深学问出发的大学创新,需要学生具有创新准备。为此,基础教育要保护和滋养学生的创造天性,而不是通过一连串考试驯服他们的好奇心与行动能力。大学创业基于高深学问创新,但行走着与高深学问创新不同的逻辑路理。不能苛求一个学者既是知识和科学创新者,同时又是企业创立者和经营者。大学创业教育应该既召唤激情,也提醒理性。

教育社会学角度下的高深学问——高等教育的合理性基础

高深学问一直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和现代大学的合法性基础,然而关于高深学问本身的研究却很少,本文试图从教育社会学角度,通过分析高深学问与一般知识的区别、教育的发展规律来探讨高深学问的内涵以明晰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

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

高深学问及其构成的学科(专业)是大学存在的知识和组织基础。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二者既有深刻联系又有质的区别。任何社会思潮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大学文化缺失问题,特别是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并逐步进入到哲学领域时,大学文化哲学便产生了。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是一个质的飞跃,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从整体上构建一个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当今时代的强烈呼唤。其核心内涵是: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人文关怀和追求真理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永恒之魂";和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信仰。当今我国大学的崇高使命是:坚持"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创新和高扬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全面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大力增强我国大学核心竞争力,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强国而奋斗。

工商管理要需高深学问么

毋庸讳言,管理学界对工商管理领域中是否需要高深学问,或者需要什么样的高深学问,似乎并未真正关注过。我们知道,工商管理教育在进入大学之门时历经困难。即使一些知名美国大学在19世纪后期就开设工商管理本科教育,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反对之声仍然十分强烈,认为这种教育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肤浅的技巧上,而这类技巧只要通过实际交往和经验就能获得”。

大学课程:高深学问与个人知识辨析——兼与王一军先生商榷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并迈向普及化时代,高深学问依然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基础,高深学问与个人知识是源与流的关系,必须坚守高深学问在大学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实现高深学问向个人知识的转化,一要加强教学管理,强化高深学问对个人知识的引导;二要改革教学方法,坚持教学与研究相统一。

从“高深学问”到“个人知识”——当代大学课程的秩序转型

大学课程研究中的知识问题是大学课程开发的本质问题，也是大学课程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数字化生存方式、知识民主化和学习型社会的背景下，知识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进程中，

从普遍知识到高深学问——大学观念的知识论逻辑及其变迁

本文结合西方社会和思想史进程,描述了大学观念的知识论基础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中世纪时期宗教性真理统一观念之下的普遍知识论,到近代脱胎于普遍知识的与专业知识相对立的自由知识,再到现代独立的高深学问知识论逻辑。并认为现代性影响下的高深学问论存在自致性矛盾,从而成为现代大学困境形成的因素之一。突破困境则需要对这单一的逻辑起点进行改造和扩充。

大学个人知识:超越“高深学问”的学习向度

人们对大学的社会认知把"高深学问"看成是大学的天然属性。随着知识的演化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加快,大学"高深学问"课程体系面临质量危机,寻求基于"高深学问"的"个人知识"建构是课程改革的路径选择。在一般知识论中,个人知识被理解为主体在认识实践中将个人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实际需要投射于知识之中,并寻求自身的解放;在意会认知理论中,个人知识只是对科学知识性质的一种表达,强调知识的个人性、意会性和信念性;在社会行动理论中,个人知识是个人所掌握的分散的、在行动中生成于特殊情势下的知识。学生个人知识建构,包括主体解放的旨趣、意会认知的方法和行动学习的过程。旨在建构"大学个人知识"的学习向度,需推动学生成为自我探险者、建构学习共同体、服务学生的行动学习。

大学宗教色彩的变迁——以高深知识和特权为视角

大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其宗教色彩传承和变迁的过程。大学在其诞生和发展的初期,借助教会的力量获得种种特权,这一过程中所发展的知识也主要是宗教方面的知识,大学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大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独立,走进社会中心的大学原有的宗教色彩逐渐褪去,在新的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替代教会的角色,演变为世俗社会的知识和道德的权威。在这其中,高深知识与特权成为变化的关键因素。本文以大学宗教色彩的变迁为着眼点分析大学的发展和社会角色,希望对于建设现代大学有所启迪。

注重学理性:蔡元培的研究观与在北京大学的实践

蔡元培主张大学应该开展对高深学问的研究。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通过创建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聘请富有研究水平的师资等多种方式与措施来实践其坚守的研究理念。蔡元培提倡的研究观突出表现为强调“学理性”。这种风格的形成至少深受三种因素的强有力的影响:一是其具有的学识素养,二是德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三是所主掌的北京大学的地位。

师者,应有顶天的追求与立地的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老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作为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时代重任的广大师者,要悉心体悟、反复揣摩、悟出精义,在新征程上有顶天的追求、立地的情怀。何为顶天?就是要做为学之示范,潜心做高深学问,笃行求真向未来。何为立地?就是要做为事之楷模,立志成为大先生,教书育人担使命;做为人之榜样,努力当好引路人,立德修身铸师魂。

教授治学的演化、局限及其中国困境

教授治学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是传统的延续;另一条发轫于美国大学,主要是探索高深学问的需要。无论是何者,教授治学都有其局限性。教授治学在中国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其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本土思想和文化的理解与支持。推行教授治学,既需要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办学权,更需要教授自觉致力于学术事业,养成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