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家高濂的生卒问题新考

明代著名戏曲家高濂,在历史上留下的生平信息极少,其行实情状,尤其是众说纷纭的生卒时间,一直是后人研究高濂的难题。有研究者曾根据高濂著作中一段以自述语气所记的年龄情况为论据,断其生年为明嘉靖六年(1527)或以前,此说法后来基本成为有关高濂生卒问题的共识。但台湾研究者曾莉莉发现,此论据所依之文本,极有可能是高濂引述他书而来。之后,依据高濂作品中的相关信息,她认为高濂应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前后。但曾氏的推论存在不合情理之处颇多。对此,笔者结合已知的高濂生平信息,将高濂生年定于嘉靖十一年(1532)或之前;卒年依前考,当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后,且可能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

高濂词与散曲创作比较论

明人高濂在词与散曲创作方面具有较为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明人于词曲观念认识之互混状态。具体而言,高濂词曲均好作联章体,以此凸显其对悠闲恬淡生活意趣的刻意追求。高濂词多“一牌一调”之作,且明显注意到词题与所咏对象的关联性。此外,高濂词曲还典型体现出词体曲化与曲体词化的倾向,正是彰显了其惯用相近思维填词制曲的创作风貌。高濂词与散曲在题材、择调、语词等方面分别呈现出的独特性,正为我们考察明代词曲互动现象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参考。

高濂的养生导引术浅析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道人，钱塘（含浙江杭州）人。他是一位明代诗人、戏曲作家，著术甚多。今存的有《玉簪记》、《节孝记》及诗文集《雅尚斋诗草》、《芳芷楼词》等。对于养生，高濂的基本方针是乐心陶情，积极锻炼，在生活上全面调整，“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

明人对中国漆艺衰退的反应--从高濂《燕闲清赏笺》的记录说起

自万历迈向明代晚期,中国的漆艺发展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市场的开放、货运的发达与鉴藏之风劲吹相得益彰,为奢侈漆艺品的扩散推波助澜。生活于万历时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里记录了其时漆艺的发展状况,当中对晚明漆艺品质的下降与市场的紊乱做了十分深刻的批评,同时他盛赞传自日本的漆器之精美绝伦,显示出在当时的国产漆器市场上所遇到来自日本漆器的激忍竞争。从《燕闲清赏笺》的记录可见,高濂作为晚明时代富裕文人的典型代表,将其所处消费阶层的审美倾向渗入所记录的字里行间。而国产漆器在日本舶来品的对照下相形见细,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直接地流露出了当时人们对国产漆艺衰退的观感。

高濂和他的《玉簪记》

近人著《中国方学史》和《中国戏曲史》,介绍明代著名剧作家高濂的生平,都说是“不详”;对他的名著《玉簪记》的写作时代,亦未作必要的考证;对这部传奇作品的评论,也比较简略。所以,本文姑就这些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索。 高濂,又名士深,字深甫,号瑞南,自署湖上桃花渔、瑞南道人或瑞南居士。

匠心独运,不落窠臼——谈谈高濂《玉簪记》的创作特色

明代中晚期,高濂创作的《玉簪记》以其特有的喜剧色彩占据了婚姻爱情剧的一角,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玉簪记》的成功与高濂独特的创作构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从内容与人物塑造两方面入手来分析高濂《玉簪记》的创作特色。

单纯与醇厚之间——高濂《玉簪记》管见

明代高濂的剧作《玉簪记》情节较简单,关目单纯,但并不失之于单调与单薄,其醇厚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塑造了一位美丽动人、聪慧明智、勇于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道姑——陈妙常的形象;情事一波三折,人物微妙的心理冲突外化为喜剧性的戏剧动作,同时又乐中参哀,剧中飘浮着一层淡淡的愁雾;意蕴隽永,以新的题材与人物形象发展了由《西厢记》、《牡丹亭》传承下来的进步主题,并从陈妙常身上体现出时人的爱情观与价值观。

论晚明文人之古琴观——以高濂《遵生八笺》之“论琴”为例

在古琴的鉴定方面,晚明文人高濂给出了具体的三步法,分别是先观漆水,次观琴材,再用九德,遵循从外至内,由表及里,从视觉到听觉的秩序。对如何抱琴、弹琴、挂琴,琴部件的配置,以及琴身的保养及琴弦发不出声音的解决措施等,他同样有明确的论述。对文人来说,琴不只是简单的乐器,而是一种道德的隐喻,其以"不中听"的审美品格,激起人们的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

浅析高濂的《瓶花三说》及其影响

高濂的《瓶花三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插花理论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对《瓶花三说》的'瓶花之宜''瓶花之忌''瓶花之法'三节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

嚼之口香 闻之耳净——高濂《苏堤看桃花》赏析

明代著名散文家高濂的《四时幽赏录》是一部具有极高艺术欣赏价值的名著。其中尤以苏堤看桃花一段最为精采。颇值得一读。作者在这段文章起句里,巧妙地提出六桥桃花争艳的幽趣有六点。两个“六”字,显出妙趣天机。“六桥”是点出“西湖景致六条桥,一枝杨柳一株桃”的佳境。“有六”。

论高濂《节孝记》传奇文体的特殊追求

高濂《节孝记》传奇“一本分二部”的结构,消解了传奇戏曲文体长篇幅、小收煞、双线叙事等体制。这一结构下所取用的“点、线状”历史掌故素材亦削弱了该文体的传奇性审美特征。后人对其“不识场上劳逸之节”的批评,实则源自其取材与“一本分二部”结构的不相适应。这一现象对认识戏曲文体的体制特征和演变规律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博雅玄远 自成玉簪——关于高濂《玉簪记》中“花”意象的卓异别趣

以明人高濂《玉簪记》中的花姿意象为分析文本,对剧中所涉及的花的意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并渐次梳理花姿意象不仅是作品中男女主人公身心寄托的凭借,更对剧本主旨的表现起到重要作用。

论高濂《百花词》创作手法及特点

作为明代隆庆、万历词坛存词量第二多的词人,高濂著有《百花词》,这是一组较为罕见的大型异调联章咏物组词,专力咏花,其创作手法也颇具特色。原本咏物之作重寄托而轻物象,高濂却似以韵文为百花素描,体现出明体词之特点。在结构与体制上,《百花词》不仅对分类本《草堂诗余》有所承袭,且其对联章体的大规模运用亦呈现出明词的曲化倾向。彼时,江南玩好之风盛行,《百花词》的创作不仅与高濂的实际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且传达了晚明文人对物的痴迷与闲赏之趣,体现出晚明文人特有的日常生活美学观念。

高濂和他的《瓶花三说》

插花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然而,在明代以前,有关插花艺术理论的资料,所见者不多,而且大多语焉不详。如唐·罗虬《花九锡》、宋·陶谷《清异录》、温革《分门琐碎录》、林洪《山家清供》、周密《癸辛杂识》、吴怿《种艺必用》以及伪托苏轼《格物粗谈》等,其中大都是短短几行,且偏重于花材的处理、瓶花的养护方面,对插花艺术理论缺乏综合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高濂的养生高见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钱塘（今杭州）人，明代著名戏曲家。所著传奇剧本有《玉簪记》、《节孝记》，另有诗文集《雅尚斋诗草》、《芳芷楼词》和《遵生八笺》等。《遵生八笺》是一部养生学专著，内容广博，影响深远。

熠熠生辉的"玉簪" ——谈明代大学者高濂

不少人知道昆曲名作《玉簪记》,但对其作者高濂的生平却知之甚少,其实,高濂不仅是一位有成就的戏剧家和文学家,而且是著名的藏书家和造诣颇深的养生学家。在江浙人文荟萃之地,古今文物之邦,像高濂这样博学多识、才情横溢之人也为数不多。

高濂词、曲、剧之融通及其研究意义

明代词曲家高濂的词、曲、剧创作表现出相互融通之特点:高濂词中77%为联章体,作为曲家,他更多接受的是联章与曲的承接链,以曲式的铺排来展现词中的闲逸之趣;高濂对散曲投入颇深,故形成惯性而间接影响到其艳情词的曲化元素的融入,既细腻入情又直陈流利;高濂《玉簪记》的形成和曲词风格皆与词体有着密切关联。对高濂进行文体融通之研究,既顺应了明代词曲统观的特殊背景,又在词曲文体互动研究方法论上具有启示意义,并为认识明代复杂的词曲互动现象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论《遵生八笺》器物与遵生的审美关系

对《遵生八笺》中叙述器物的章节进行研究,发现高濂以遵生为主要目的建构了借器怡情、以器比德的审美关系,展现为“雅、古、妙、清”的特点,这些特点依附于器物审美的合宜、标准、趣味、意蕴四个方面,形成了高濂始于遵生经由审美终于养德的审美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濂这一审美体系将个体意识与传统审美进行融合与创新,不仅反映出晚明文人对于生命意识的重视,也证明了人与器物关系体现的晚明文人个体意识的解放。重申养生之中由传统的器物审美与养德之间形成的审美关系,不仅是建构富有民族意义的审美体系的重要路径,也对坚定文化自信、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