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班固撰《高祖沛泗水亭碑铭》再认识

中古以降,所谓班固撰《高祖沛泗水亭碑铭》流传甚广,见于多种史注、地志、类书、政书等。宋人编《古文苑》收录了包括《十八侯铭》在内的完整铭文。从结构与内容看,这是一篇由“序文”和“正文”构成且旨在“叙将十八,赞述股肱”的东汉作品。表面上对应高祖功臣“十八侯”,真正的话语模板却是东汉“中兴二十八将”,是明帝永平年间确立这一新制后的产物。这一作品对应一尊立于沛县泗水亭高祖庙前的巨大石碑,并非东汉前期班固奉章帝之命撰作,或与丰县的“高祖感应碑”一样,同为桓帝延熹十年丰令刘亹所立。碑文传为班固作品乃至收入文集,与南朝后期“汉书学”的发达有关。

论汉高祖刘邦龙形象的塑造

秦始皇在一统六国后,为了加强皇帝权威,逐渐地通过行政手段将“皇帝”比附为“龙”。秦亡汉兴,汉人在隐去这一历史事实的同时不忘突出汉高祖刘邦受命之君的形象。因此,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运用大量篇幅描写汉高祖感龙而生的神话,继而强化其统治的合理性。此外,汉家天子的螭虎纽玺印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其自视为龙的形象塑造。

汉初宗庙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高祖刘邦请楚地女巫唐山夫人制作了宗庙乐歌《大孝备矣》《七始华始》《我定历数》《王侯秉德》《海内有奸》等五章,向先祖禀告其功德,四言诗,杂用楚乐。其乐名依周乐题为《房中乐》,其功能依秦《寿人乐》,祈求福寿绵长,国祚延绵。汉惠帝时,乐府令夏侯宽配以箫管,更名为《安世乐》。汉文帝时,续作《大海荡荡》《安其所》《丰草葽》《雷震震》等四章。汉景帝时,续作《桂华》《美若》《磑磑即即》《嘉荐芳矣》《皇皇鸿明》《浚则师德》《孔容之常》《承明帝德》等八章。汉武帝重兴乐府,辑歌词十七章,定名为《安世房中歌》。其音乐融合了周乐与楚乐,用于汉初皇帝祭祀祖宗,包括迎神、颂神、亨神、送神等仪节,告先祖汉高祖、汉文帝功德,以求得祖先福祐。《安世房中歌》颂扬了汉初七十年间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总结了社会治理的经验,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为汉乐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略说石渠(阁)论经

我们为进行市级课题研究,进一步开发西安历史文化资源,且进行汉石渠阁等文化遗址的多学科探讨,再赴汉未央宫建筑群遗址进行实地调研与考证。汉高祖7年(前200年)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该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由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石渠阁、天禄阁,均为西汉时代的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司马迁、扬雄、刘向等先后校书、著述于此地,且有著名的“石渠论经”活动。

田齐“高祖黄帝”考辨

陈侯因齐敦铭中"高祖黄帝"之语,实是田齐国家战略的宣示,关涉着田齐及战国中期的政治发展,然学术界对这句话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释读却向无认真辨析。本文系统考察此语上下文例,定"祖"为祖述之义,并进一步考明田齐祖述黄帝之旨趣乃在于以征伐王天下。兹是时代背景使然,陈侯因齐作此器铭盖在马陵之役后,其时诸侯争霸政治已发展到最后阶段,魏、秦、齐等大国诸侯皆先后开始了王天下的政治追求,战国政治经历着诸侯争霸向七国争王的转变,"高祖黄帝"正是田齐王天下的战略。但王天下非徒事征伐而已,田齐推动"高祖黄帝"战略的努力始于威王,经宣王之世,而终于涽王之败亡。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以“高祖还乡”叙事演化为例

当前,以宁稼雨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进行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且具有开放性的研究模式,成果丰硕。然其中部分著述,论述的多是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而对于"叙事文化"——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却少有揭示。叙事类型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简单发挥、局部改造、颠覆性改造三个层面,"高祖还乡"这一个案恰好可以找到这三个层面的例证。叙事文化学研究应根据已有史料,真正还原每个时期作品背后表现出来的不同心态,从而揭示其真正的文化内涵。

汉高祖的荒诞、痛苦与性格的多维度——以《史记·高祖本纪》为中心

司马迁以无畏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当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在反秦起事以先制造的种种荒诞的天命在我的舆论,露出麒麟下的马脚;他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成功,却又带来无法解除的痛苦;又用"互见法"全方位展现其人性格多维,蕴涵成功的原因与个性无赖的多元化,褒贬互陈,否定多于肯定,值得深长思之。

藩国与羁縻地方政权:唐高祖东北边疆封授政策研究

唐王朝的边疆封授政策是一项柔性的政治、文化措施,唐高祖通过其施行初步区分了东北边疆地区的藩国和羁縻地方政权。前一层次包括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后一层次涉及靺鞨、契丹等民族或政权,唐王朝对这两个层次的首领进行了不同性质的封授,虽然封授政策本身尚不完善,但得到了顺利实施,使东北边疆秩序初步建立起来。

《史记·高祖本纪》采录汉高祖传说析论

《高祖本纪》采录了诸多有关汉高祖刘邦的传说,这些传说应产生于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之际,与汉初尊刘活动有关,并且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护西汉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传说是司马迁采录进《高祖本纪》的,并非后人增窜。司马迁采录这些传说入传的原因有许多,既是为了文本的完整,性格命运的突显,也是为了将西汉与殷、周、秦并列,纳入殷、周、秦、汉的大历史系统,以"通古今之变"。

汉高祖与西汉文学

汉高祖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位特殊读者,他的艺术娱乐需求,推动了娱乐性强的楚声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使楚声、《巴渝舞》等俗乐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他的政教艺术需求,推动了汉代宗庙乐的制作和汉初反思文学的涌现。作为一位特殊作者,他的楚歌创作也对西汉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藉国家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殷卜辞中“高祖河”的点读问题

殷卜辞中“高祖河”之语究竟应该连读还是点断?学者间有不同看法。由于该问题直接影响着对祭祀对象“河”的身份属性认定和解释问题,所以学者争论颇多。在系统梳理了卜辞中“高/高祖”与“河”并举卜祭的辞例,尤其是卜辞中的“眔”字句后,我们认为“高祖”与“河”之间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只能理解为平行并列的关系。因此,“高祖河”一语当点断,“高祖”是不包含“河”的集合名词,“河”不属于“高祖”范畴。

《旧唐书·高祖本纪》与《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差异

《旧唐书·高祖本纪》与《大唐创业起居注》是记载李渊生平事迹的两部重要史料,然而这两部史书所载的出入甚大。在对两书的具体内容与成书背景进行考察比较之后,《大唐创业起居注》显然更为可信。

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对外政策的承续与变化——以对外战争为讨论中心

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君主在位期间,对外政策有承续亦有变化,在战争这一对外关系表现形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唐高祖隐忍怀柔,为积蓄国力创造稳定的外部空间;唐太宗时期国力恢复,开始出兵不守臣礼的四夷,威恩并施以树立唐朝宗主国权威;唐高宗时期国力更强,频繁征伐进一步巩固唐朝宗主国地位。三代君主对外政策的承续和变化,为树立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和对外关系格局奠定基础。

司马迁美化、神化刘邦了吗?——《高祖本纪》中的“不虚美”笔法探究

苏教版《〈史记〉选读》第三单元“不虚美,不隐恶——《史记》的史家传统”节选了《高祖本纪》。单元导读说,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先贤圣哲,包括司马迁本人非常赞赏甚至非常敬仰的人物,在《史记》的记述中,都被拂去神圣灵异的光环,还之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而学生在读了《高祖本纪》（节选）后提出：课文中有两处神话,分明是美化、神话了刘邦,和单元主题是矛盾的,哪里能体现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呢？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串荡成渠 连塘为蓄

七门堰是位于安徽舒城县境内杭埠河中段的引水灌溉工程,由汉高祖刘邦伯兄之子、羹颉侯刘信创建,距今2200余年。七门堰建成后,历朝历代多有地方官员增修,最终形成了七门堰、乌羊堰、片曹片责堰这“七门三堰”。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被称为大别山区的“都江堰”,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规划技术的高水平展现。

《高祖还乡》的陌生化解读

"陌生化"意味着"使其陌生",是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它昭显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纯艺术观。以"陌生化"为基点,俄国形式主义构建了一个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在《高祖还乡》中,睢景臣通过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正统和帝王权威进行了成功的颠覆,使接受主体摆脱了机械化的定势的感知模式,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体验、观照和审视历史。

汉高祖诞生神话与耶稣诞生神话的比较分析

汉高祖刘邦作为汉文化的重要开拓者、汉王朝的创建者,在中国历史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耶稣作为基督教文明的创建者,也是西方历史中的重要人物。鉴于汉高祖和耶稣分别在中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性,对汉高祖和耶稣诞生神话的比较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汉高祖与耶稣诞生的神话分析,本文力图管中窥豹,探讨中西方文化内核的异同。

汉高祖西都长安论析

汉高祖初欲定都洛阳 ,后采纳臣下谏言 ,改都长安。历史证明高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汉初诸帝经营长安 ,扬长避短 ,带动了全国都市经济的发展 ,使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祖西都长安的成功 。

《汉书》中有关宫廷膳食的那些事儿

众所周知,《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由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建初年间编成,历二十余年。记载的内容以西汉(含王莽)一朝为主,记录了从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30年的历史。有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近八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