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抛(坠)物侵权案物业公司安全保障义务考论

高空抛(坠)物案发生时,物业公司作为新的责任主体需要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民法典》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定所作出的规定。从安全保障义务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出发,确定了物业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正当性。通过分析高空抛(坠)物案发生具有偶然性、可预防性特点,整理出一套物业公司在“合理限度内”履行的管理方法。对于物业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应当区分坠物或抛掷物的来源,过错推定原则只能在法律明确规定时采用。为了平衡各方责任主体的利益,确定物业公司承担的责任时应当视情况而定,其最终承担责任的类型主要为直接赔偿责任或补充责任。

《民法典》背景下高空抛(坠)物致害中物业企业责任的法律适用

随着城市高楼大厦的不断增多,高空抛(坠)物事件也在逐年增多。物业企业作为管理高楼大厦的主体之一,其在高空抛(坠)物事件中的法律责任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在分析《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探讨物业企业在高空抛(坠)物事件中的法律责任适用,以期为相关法律适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高空抛(坠)物案公安机关调查与民事证据认定

《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公安机关为查清高空抛(坠)物的责任人,有利于确立权责归属、维护社会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就民事侵仅展开的调查具有民事属性和行政属性,在证据的形成和规范使用上需要辩析,尤其是相关“证据群”进入法庭诉讼环节,会形成证明逻辑跳脱、证据定位偏移和证据规则缺位等有待民事程序法解决的问题。依据证明对象和证据学理分类逐步提炼,可区分不同证据的证明环节和推理逻辑。公安机关的意见陈述不应归入证人证言,而是职务协助下的答复义务;其认定意见书亦不属于鉴定意见和书证,是独立于法定证据种类的授权性证据。公安机关调查时当事人的承认不具有自认效力,应在审判自主的原则下尊重专业判断,并恪守程序保障和平等原则。不具备主体合法、形式合法和程序合法的证据应依法予以排除,被告有证据抗辩的权利,且由公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承担证明义务。

高空抛(坠)物案件的刑事司法困境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高空抛物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社会公害。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都市中从高楼抛掷(丢弃)物品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其中不乏造成各类伤亡的案件。《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高空抛物罪的相关规定,但由于高空抛(坠)物案件的复杂性,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文章试图分析这类案件发生的引发因素,并着力解决其存在的司法困境。

高空抛(坠)物致害中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认定与承担

《民法典》第1254条是对原《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完善和发展,该条第2款的安保义务条款是引致条款,引致的对象为《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具体侵权人难以确定、无赔偿能力或无完全赔偿能力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的是与其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相当的侵权责任,除存在例外情形,无权向具体侵权人进行追偿。高空抛物致害不同于高空坠物致害,应设置不同的责任认定规则。可以依据具体侵权人、物业服务企业的主观心理状态及对其抛物、坠物的控制力,建构相应的补充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协调适用的具体规则。相应的补充责任在承担顺序上优于补偿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补偿责任相互独立。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后,对具体侵权人享有追偿权,但其与物业服务企业相互之间无追偿权。

从《侵权责任法》第87条到《民法典》第1254条:“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责任规则的进步

《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存在较大争议的条文。《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54条通过对从建筑物抛掷(坠落)物品侵权责任规则的利益再衡量,在结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行为规范与裁判规则相结合、多方参与的综合治理创新模式,强调法律条文的行为规范作用与裁判功能并重,设定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相关责任以及公安机关的调查职责,力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为此类纠纷的预防和处理提供了比较完善的规则。

社会补偿视角下高空抛(坠)物致害的救济

在高空抛掷物和高空坠落物致害案件中,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第1款规定的“连坐式”高空抛(坠)物侵权责任在逻辑上陷入困境,其根因是高空抛(坠)物受害人侵权赔偿存在尖锐的潜在矛盾:侵权责任法的“侵权人—受害人”二元思维决定了必须要先查明侵权人才能填补损害,而损害填补社会化要求在无法查明侵权人时依然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相形之下,社会法上的社会补偿具有受害人权利本位、及时便捷、补偿合理、成本低廉等诸多优势,可成为受害人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在刑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建成之前,为了填补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以专项维修资金为主要资金来源,构建统一的高空抛(坠)物受害人社会补偿基金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