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粤台高校交流合作探究

不同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有先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等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的迫切需求。运用文献法和比较法研究粤台高校交流合作。首先,分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特征,揭示了粤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现状;其次,把握国家对台政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比较优势助力粤台高校交流合作;最后,推进粤台高校交流合作的发展愿景,着重从粤台高校的平台基地建设、师资队伍交流合作、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产教融合等方面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对策,着眼未来,为粤台两地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成效探析——基于“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2001-2018年数据研究

本科教学改革是高校持续推进入才培养创新的重要举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为走出高等教育普及化初期质量低谷,广泛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基于“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调查(NSSE)”2001—2018年约500万本科生样本数据的研究发现,在此次改革中,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积极回归以学生能力增值为导向的通识性教学目标,涵养以学习主体性、社会建构性和真实情境性为特征的教学生态,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教学环境,并借助学生调查完善教学质量反馈机制。21世纪以来,美国本科教学质量显著提升,但逐渐进入“高原”瓶颈期。具体表现为:本科生能力增值明显,教学过程中反思性学习、合作式学习、课堂表达和生师互动行为显著增加,院校的学业和社会性支持持续增强,但同时多个教学质量指标逐渐趋于停滞甚至有所下降。总体而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对保持美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全球竞争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域比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为探究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区域差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于1999—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测算出β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并比较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偏低,还有较大差距;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中部凹陷”现象;各省份高等教育占教育经济贡献率的比例与高等教育经济贡献率呈正向协调关系。因此,建议我国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相对规模,提高人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优化高等教育学科和层次结构,提升人力资本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造新质人才培育高地;基于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非传统学生学习适应问题探赜——基于美国高校经验

随着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日渐深广,高校非传统学生日益增多,学生群体多样性凸显。美国作为最早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国家,率先迎来了非传统学生的“井喷”式增长。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等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非传统学生普遍面临学习适应困境,集中表现为:学业基础方面,知识准备与技能准备双重薄弱;学业持久性方面,年度自然流失率居高不下;学业完成度方面,按时毕业率与延迟毕业率双重走低。借鉴过渡理论剖析其原因,非传统学生学习适应问题受到外在沉重的经济负担、内在消极的自我认知、角色冲突带来的支持网络脆弱和个体决策时巨大的信息障碍四重影响。非传统学生学习适应问题是普及化阶段世界高等教育可能面临的“通病”,破解这一困境,构建全过程、全方位的非传统学生学业支持系统,是普及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有必要强化学前准备,打造针对性过渡项目;打破学习边界,提供灵活性教育教学活动;完善资助体系,健全多元化资助渠道;搭建一站式平台,塑造个性化服务机制。

高等教育数字化助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价值意蕴、耦合机理与实践方略

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时代教育形态必然发生的变革。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是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规模增长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质性变化的必由之路,是助推高等教育普及化公平与均衡发展的内在动力。高等教育数字化与高等教育普及化两者具有高度的正向耦合性,在目标上显现出一致性,时空上表现为同步性,要素上体现为契合性,功能上具有兼容性,评价上呈现出交集性。高等教育数字化助推高等教育普及化应强化数字化价值引领,保障人人皆学的权利;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创造处处能学的条件;提供数字化管理支撑,创设时时可学的机会;进行数字化课程再造,创建样样有学的资源。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困境及对策探讨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仍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的学历教育观。导致教育观念未发生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不明确、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不清晰、教育资源不均衡和财政投入不足等。针对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出应对高校、教师和学生采用分类评价的方式来引导社会破除精英教育阶段的学历教育观,同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逻辑与路径选择

规模宏大、追求均衡发展、数量扩张与内涵建设相协调、教育系统内外协同发展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的主要内涵。立德树人、政企家校协同发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构成了普及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框架。普及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刻理解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加快建设职普融通衔接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基于教育分流视角的考察

综合“考研报名人数”“整体考研报名率”“应届本科考研报名率”三个指标所反映的考研热度的变化,可将过去二十年划分为四个阶段:2002-2009年是“考研冷”阶段,2010-2013年是“稳增长”阶段,2014-2015年是“两连降”阶段,2016年至今是“考研热”阶段。

吉林省食品学科新疆籍大学生就业能力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更多的新疆籍学生到吉林省高校就读,尤其是食品学科招收新疆籍学生数量逐年增多。通过对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及同行院校对食品学科新疆籍学生就业及培养现状进行调查,发现诸多问题,例如就业能力的教学时间短、教师队伍薄弱、未形成系统并有针对性的就业能力等。因此,本文针对新疆生源学生的就业能力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提出行之有效针对新疆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方案。

创新创业教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核心命题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发展重心势必转移到高质量发展主题上。高质量发展需要合适的实现载体,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创新创业教育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创新创业教育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为中心,适应了创新驱动发展时代对人才的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要求,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带动大学教学方式转变、促进大学发展转型的动力源,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大学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但要扎扎实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就需要广大教师确立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排除功利主义干扰,倾力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同时也要求大学治理能够为创新创业教育顺利开展扫平障碍,特别是从评价机制上松绑,扭转目前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态势,保护教师投身教学改革探索的积极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中的问题与改进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愈发凸显,亟待破解。通过国际、国内比较分析,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在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缺位、政府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统合影响着政策从应然向实然转换、政策的利益相关主体间沟通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改进策略主要包括:首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政策育人,以政策为引领,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其次,在政策执行阶段,进一步协调好各方利益与责任,构建毕业生、高校、用人单位、政府之间高效有序的沟通机制。最后,请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就业政策的专业化数据处理与评估,为毕业生就业政策的不断改进与完善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高等教育普及对全球竞争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分析

普及是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普及在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实现,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建立线性模型、门槛模型,检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对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全球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全球竞争力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跨越人均GDP的门槛值后,对全球竞争力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提高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能够显著促进全球竞争力的提升;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对全球竞争力释放出更大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在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政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育人新机制建立、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以不断增强发展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学情及其应对

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时代的学情复杂多变。非传统生源的多点共聚、学习价值观的多维共在、学习方式的多元共存、学习环境的多域共融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情的共性特征。但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学情有其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传统生源仍是接受教育的主要群体、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仍然有待提高、求学与就业的责任捆绑观念仍然存在。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学情特殊性,我国大学应当创新学生服务工作模式,推动学生服务工作从管理走向治理;强化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着力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品性;升级学生就业服务水平,为学生提供人性化的就业指导帮扶。

生态承载力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规模扩张的问题及对策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应基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它不仅取决于系统内部原有的资源、制度和结构基础,还依赖系统外部的资源输入。在普及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存在规模超额增长、生源质量降低、办学资源不足等问题,本质上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决策科学性不足、规模控制机制缺失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结构失调。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推进,应基于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进行高等教育规模决策,同时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

高校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思考

高等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应坚持立德树人、博雅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围绕“德”“才”“创”进行人才培养,以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高等教育普及化视角下中国香港副学士学位课程研究

副学士学位课程在中国香港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副学士资历仍作为中国香港资历架构第四级受到一定认可。中国香港开设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历史已有二十余年,为了保障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实施,特区政府主张成立社区学院,完善关于课程设置和学分转换的制度,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并设立监察机构,以提高副学士学位课程的质量。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数量标准、公平标准、制度标准和质量标准来看,中国香港副学士学位制度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

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

据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正在逐年递减,呈现出衰退趋势,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需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要高度重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便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本文以高等教育普及化为背景,探索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人才红利释放间的联系,并对普及化阶段及人才红利释放的现状、存在问题、对策进行具体研究分析,对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配置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从而有效地推动我国人才红利的释放并对促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特点及战略导向

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面临着培养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重任。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具有3个突出发展特点:一是,家国情怀和国家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二是,买方市场特点更加凸显;三是,人民满意成为评价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在此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有3个方面的发展战略导向:一是,“领跑”世界高等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二是,“互联网+教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形态;三是,分类型、有特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我国一流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绩效研究——基于41所首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据的DEA分析

本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高校人数创历史新高,本科教育就更加显得尤为重要,其人才培养质量更是备受关注。本文从生均本科经费支出、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生源质量、师生比、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况五个维度构建投入指标,从毕业生质量和深造率两个维度构建产出指标,借助DEA指数方法对2020~2021年我国41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截面数据展开测量,旨在研究当前我国一流大学的育人绩效现状,为高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参考。结果表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育人绩效总体表现一般,过半数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呈现无效率状态,纯技术效率不足是导致部分高校育人无效率的主要原因,在区域上呈现“东北最高,西部次之,中部随后,东部最低”的特征。针对此,本文提出控制总体办学规模,建立科学的投入产出评估机制的建议。

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从系统论视角看,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需要综合考量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关系。在我国,大学与高中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历史演变阶段:2002年以前的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高中教育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2002—2018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中的升学教育功能得以强化;2019年以后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大学与高中协同发展。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普通高中教育的质变样态表现为知识观由封闭走向开放、学生学习自主权不断扩大、强化高中作为大学预备教育的功能等三种样态。为此,普通高中进行了“跨学科、融合式课堂教学”“构建规范选拔评价为核心的教育生态”等五种育人方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