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了行政区实体性治理与功能区虚体性治理相结合的国家空间治理框架,推动了高等教育治理空间尺度的重构。在以高等教育对口支援、高校异地办学、大学城建设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跨行政区实践探索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突破行政区划边界,在空间治理的维度上构建了一种新的秩序,形成了行政区与功能区并存的高等教育治理格局,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未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地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打破领域和空间的边界,构建高等教育跨行政区治理格局。治理主体的关系优化是高等教育跨行政区治理的基础,政府应利用国家区域发展的政策契机,以项目制为依托探索纵向分权与横向合作相结合的府际关系优化路径,为高校跨行政区实践提供外部综合环境保障,行业企业通过与高校组建跨区域创新联合体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流动性背景下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在流动性背景下,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日益重要。流域水资源具有准公共性和外部性,其治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而这些利益相关方通常被不同行政区分割。这种情况常常导致地区性利益冲突和污染治理纠纷,阻碍流域水污染治理。本文分析流动性背景下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困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有效促进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

跨行政区划湿地保护司法协同治理的探索——以大纵湖湿地为例

在湿地环境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传统行政区划治理机制已不能满足跨行政区划湿地保护系统治理需求。湿地环境的协同治理需要法治化,应重塑司法治理理念,构建新型、全面、高效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形成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治理格局。以江苏省大纵湖湿地为例,分析跨行政区划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与不足,通过建立生态功能区公益优先制度、完善执法司法配套协作机制的方式探索跨行政区域司法协同保护与治理制度,以期促进湿地治理在生态系统内坚持公益优先,协商共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流动性背景下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目前针对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存在多方阻力,导致治理工作无法得到有效推进。因此,文章提出在流域自然流动性背景下进行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现状分析。通过分析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面临的困境,得出目前主要存在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途径分离化以及治理主体单一化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该阻力形成的原因,得出目前水污染治理无法得到有效推进主要是由于政府、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三方面主体在职责上落实不到位导致的,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包括政策性支持、污染源治理以及河道疏浚等内容,为水污染治理工作提供思路。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区域治理功能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各种类型的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运行实践,具有重要的司法法治意义与社会政治功能:一方面,它不仅有助于在规范区域内司法的同时化解区域内的社会矛盾纠纷,也有助于在破解司法地方主义的同时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它既有助于通过司法机制消解区域内的法治冲突,也有助于运用司法对社会资源和公共利益进行再分配,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强化司法作为一种公共事项处理平台的价值,在实现司法对于区域社会的断裂整合与分歧统一的同时完成司法的区域治理功能。应当说,这种司法治理模式的存在,在更宽广的意义上不仅有助于治理的法治化,也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构建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

受流域自然整体性和河流流动性的影响,流域水污染治理一般都涉及跨行政区问题。笔者分析了当前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困境,进而指出,流域管理体制不科学、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恶性竞争、环境执法有效性不足、治理主体之间权利与信息不对称是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最大障碍。对于如何构建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笔者提出5点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增强主管部门执行力;实行"河长制",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实行异地开发补偿,促进上下游地区激励相容;鼓励公民参与,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创新流域产权制度,克服污染治理的外部性。

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分析

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是对政府主导型、市场自决型和社区自治型治理体系失灵的回应。协同治理机制不是自发实现的,它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各级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社会环境监管能力不强、政府组织结构权力分散和协调能力不强共同构成了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如何克服制约因素带来的负面效应是跨行政区流域污染协同治理能否实现的保障,提出从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和区际利益协调、科学设置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强化企业环境污染法律责任追究、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重组流域治理组织结构等方面构建多元主体之间的平衡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

基于制度分析的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优化研究

[目的]从制度是博弈的规则角度分析影响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的症结,旨在为提高流域水环境质量提供规则建议。[方法]通过对《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法律条款和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分析,以及对中国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缺乏协调机制的流域管理体制及制度安排已难以适应污水排放量急剧增长和解决日渐频繁的跨区域性流域水污染事件的需要,而环境法制执行力的缺失进一步使嵌入经济和政治双重竞争博弈的地方政府容易采取保护污染企业和转嫁污染等恶性竞争手段,使流域陷入公地悲剧的非理性均衡。[结论]提高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绩效需要进一步完善博弈规则设计,提高制度执行力以承诺行动的方式提高中央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建立"河长制",创新流域产权及完善异地开发补偿制度。

发达国家跨行政区治理模式启示

在以京津冀为主的首都经济圈,顺应区域融合化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率先建构有效的跨行政区治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先导意义。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出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首都跨行政区治理模式,做出比较分析,总结经验,并对中国首都跨行政区治理提出启示性建议。

基于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跨行政区治理体系建构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从普遍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域经济"向城郊一体的"大都市区经济",再走向突破城际省际边界的"跨界区域经济"的基本演变过程。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具有地理空间的相邻性和跨界性、经济互补共享与社会融合性、城市政府的高地理密度性和共同责任性。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建设面临多重体制障碍,建议积极构建多级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参与的"跨行政区多层—多要素—共同治理"体系,并配套相关政策,包括制定《国家政府间关系法》,改革创新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改革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设立公平、公正的跨行政区利益司法调解机制。

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机制的操作：以江浙边界为例

以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的研究表明．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控管理模式的有效探索。应在保持现有流域管理体制基础上，通过机构和法规等综合性改革，协调现阶段管理体制中不同部门和层级间的矛盾．使我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的更加科学合理。

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2018年11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跨行政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倒逼各自为政的社会治理也要走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之路。目前,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交通出行不畅,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分割、资质不能互认,公共服务不均等、不衔接,行政执法过程中各自为政,生态保护标准、规则不统一,社会组织本地化、内部竞争等问题。未来,在推进长三角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社会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多层级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共享与公平的关系、线下与线上的关系。

基于功能区的跨界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跨界大气污染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议题。实施跨行政区的功能区治理是解决跨界大气污染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跨界大气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但基于行政区的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大气的跨界污染问题。文章在分析跨界大气污染及其在我国的区域表现的基础上,指出了基于行政区的污染治理模式的固有弊端,提出了“功能区治理”的基本思路及对策建议。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

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有效解决当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内在契合关系的分析,探讨中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认为,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协同治理过程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而协同治理则为目标管理提供了前提,保证了目标管理政策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对目标管理在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的有效性分析,指出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的原则,在目标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框架分为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等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动力机制、治理模式与实践情境--基于国家生态治理重点区域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协同治理是地方政府处理跨行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以京津冀、长三角与汾渭平原等三大国家生态治理重点区域的生态治理实践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所构建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对三大国家生态治理重点区域生态治理的动力源流、承载场域及协同过程进行分析。基于动力机制特征,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即以京津冀地区为代表的“等级权威”治理模式、以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府际协商”治理模式,以及以汾渭平原地区为代表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并根据不同的实践情境对三种治理模式进行适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般情境下,协同治理的初始阶段适用“运动式”治理模式,发展阶段适用“等级权威”治理模式,成熟阶段适用“府际协商”治理模式,而特殊情境下则适用“统筹权威+运动式”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需要基于不同动力机制及承载场域选择契合治理情境的治理模式。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绩效问责过程及镜鉴--基于国外典型环境治理事件的比较分析

绩效问责制是国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整体性和有序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制的根本特征。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绩效问责过程提供有效的解释工具,该框架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相互作用、评估准则和结果产出等五个要素构成。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形成了地方政府合作、市场化与政府监督相结合、中央政府主导下的跨区域联合等三种各具特色的问责模式。具体到中国而言,要通过加快法制建设,完善生态绩效问责相关配套制度;明晰责任主体,建立统一的跨域治理机构;健全协调机制,推进协调互动过程的优化;完善绩效评估,构建生态责任目标评估机制;注重结果反馈,改进责任目标和优化制度建设。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模式及实践情境--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分析

探索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有效模式,对推动我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下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和目标管理理论,为分析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过程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应用由制度规则、责任主体、协同执行、结果评估、绩效反馈五个要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内外典型生态治理案例开展分析,可以归纳国内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基本模式。研究发现,每一个具体的绩效问责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问责情境、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因此,在特定问责情境中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果形态,对绩效问责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其特定的情境和场域。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内蒙古草原生态安全风险的跨行政区协同治理研究

作为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之一,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脆弱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充分认识草原功能与地位,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区域草原生态安全治理意义深远。以内蒙古生态安全治理为对象,探索内蒙古草原生态治理的新路径。内蒙古在草原生态安全治理中采取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治理仍然不彻底。分析内蒙古草原生态安全风险碎片化治理的现状,从问题源头出发,尝试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加强各行政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草原生态安全风险治理跨行政区统一协作联动机制,增强草原生态安全治理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