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内部治理、真实盈余管理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中国2009—2020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总经理高管相对总经理的薪酬和非总经理高管距离退休的时间衡量非总经理高管内部治理水平,实证检验了真实盈余管理在非总经理高管内部治理与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非总经理高管内部治理可以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从而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总经理同为董事长时,研发投入的影响因非总经理高管内部治理得到进一步加强。分组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的内部治理效果更好。

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目标引发了关于“如何降低企业成本”的广泛讨论,然而很少有研究考虑非CEO高管作为企业管理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对成本费用的影响.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反映了非CEO高管对CEO自利决策的制约与平衡,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非CEO高管内部治理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非CEO高管团队的内部治理程度更高时,企业费用粘性降低.当新增非CEO高管占比较低或CEO临近退休时,非CEO高管的治理动机更强,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当非CEO高管与CEO薪酬比较高或非CEO高管兼任外部董事时,非CEO高管的治理能力更强,高管内部治理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果在进行了DID模型,PSM方法,变量替代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为明晰非CEO高管内部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经济的产物,已逐步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基于高管团队内部监督视角,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用关键下属高管对CEO的监督动机与监督能力衡量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水平,实证检验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内部治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内在机理中,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CEO信息技术背景在内部治理与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企业需要加大对关键下属高管的重视,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以及关注CEO职能背景。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监督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投入成本,然而在不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有所不同。文章利用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否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内部治理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审计费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进一步的分组检验中,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审计费用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在小规模企业或国有企业中这种相关关系均不显著。由此可知关键下属成员能够有效牵制CEO的短视行为,而外部治理环境较好更可以保障高管团队内部治理的有效性,但是关键下属高管的监督作用只在大规模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有效。

高管团队内部治理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基于非CEO高管独立性的视角

本文以200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负债不足时,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降低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这种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在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比较严重以及非CEO高管监督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效应能够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降低企业资本结构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非CEO高管独立性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高层管理者是公司的核心和灵魂,现有研究表明管理者个人特质会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但尚未揭示高管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文章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非CEO高管独立性作为切入点,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视角,探讨非CEO高管的内部治理效应对企业资产组合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非CEO高管并非总是能够发挥内部治理效应,非CEO高管的独立性水平与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二者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从作用机制可以发现,当非CEO高管的独立性水平低于阈值时,非CEO高管的“自利性动机”促使企业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以提升个人收益;当非CEO高管的独立性水平高于阈值时,非CEO高管将更加关注企业发展和个人职业前景,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短视行为。研究结论对丰富企业金融化及管理层内部治理的相关文献及推动企业优化上市公司管理层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