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管员工持股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的路径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4—2020年我国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混合所有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非高管员工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持股强度与持股广度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持股强度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为正,而持股广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为负,且该负面影响大于持股强度的正面影响,说明非高管员工的大规模持股会稀释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作用,反而不利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在非高管员工持股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创新的作用路径中,直接作用路径发挥了主要作用,贡献率为71.66%,而28.34%是通过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中风险承担路径的贡献率最高,为11.02%,融资约束路径及人才保留路径次之,分别为5.26%和5.12%。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时,应合理设计持股比例、持股范围等契约要素,以充分发挥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制度改革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

会计稳健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

以2006～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关系,首先从管理层决策权视角考察会计稳健性对于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呈现倒"U"型关系;会计稳健性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在会计稳健性比较高的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的倒"U"型关系会更加显著,使其最优薪酬差距极值向右偏。然后,从公司监督权和所有权视角考察监事会有效性和产权性质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在监事会有效发挥作用的公司中,会加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性质的公司中,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产权性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9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15943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tata15.0软件和多元回归模型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并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检验;进一步地,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和企业风险承担关系的治理作用。结果表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并且在国有企业中这一现象更为显著;在内部治理中,独立董事制度、高管持股等可以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外部治理中,市场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和产品竞争性较强的行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作用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并为企业完善治理机制以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内生视角下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偿债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0年批发零售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生视角实证分析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偿债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若考虑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则薪酬差距对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影响呈正"U"型关系,对流动资产周转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与资产负债率和利息保障倍数无关。最后,本文计算出批发零售业薪酬差距的合理区间为[25,27.92]。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债券数据的经验证据

非高管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高管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本文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在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中,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而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实行多次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管理层权力和较高的产品市场竞争水平更有助于发挥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建立并完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政策建议。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然而,随着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逐渐凸显,高管薪酬不断提高致使高管“天价薪酬”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行研究,发现党组织融嵌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而且党组织融嵌程度越高,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越强;此外,这种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无政治关联、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和降低企业风险进而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从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视角探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对于丰富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的文献,加强党组织建设、全面促进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外部公平的调节作用

合理的薪酬差距能够激励企业内部成员,是微观层面能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助益的重要因素。利用2016—2021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最佳薪酬差距约为20倍;员工薪酬外部公平对二者关系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外部公平程度的提高会削弱上述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表明适度的薪酬差距将会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薪酬差距过高则会导致相反的作用,并且企业提高员工薪酬竞争力可以缓解这一负面作用。因此,企业既需要关注内部薪酬差距的设置,又要定期进行薪酬调查以保证薪酬的外部竞争力。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2002～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薪酬差距存在区间效应,随着薪酬差距的扩大绩效先是上升而后下降,单纯的竞赛理论或者行为理论并不能诠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绩效的影响;同国有公司相比,非国有公司的员工能够接受更高的薪酬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对员工薪酬差距的承受力有重要的影响。

管理层权力、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旅游企业绩效

近年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过于悬殊的薪酬差距所引发的激烈争议和质疑不容忽视。文章基于锦标赛理论、社会比较理论与管理层权力理论，以2006-2012年间的旅游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管理层权力、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管理层权力理论在旅游行业并不成立，管理层权力未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旅游企业绩效造成显著影响；（2）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旅游企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当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超过205000-97元的临界值时，薪酬差距继续拉大会对旅游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建议旅游企业合理设计薪酬激励机制、优化薪酬结构，防止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过大引致负面效应。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高管控制权与企业成长性——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如何保持其持续稳定的成长已成为一核心问题,而近些年来较大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也普遍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因此文章利用2008—2012年中小板131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将高管-员工绝对薪酬差距及以薪酬分位数比率来衡量的差距不公平性同时纳入研究体系,探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高管控制权对二者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文章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在薪酬体系设计时,应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注重其激励作用的同时兼顾公平性,并应避免高管控制权在此过程中的不利影响,以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

合理制定薪酬分配政策、加强人力资源的考核与激励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以2013~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关系,以及地区市场化进程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内部控制质量是否会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但市场化程度对两者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在非国有企业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更显著,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差距激励效果越显著。同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更有助于发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果。

地区市场化进程下的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13年数据,考察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的激励效应,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是否存在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地区市场化进程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尤其是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扩大具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并且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加强,这种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更为显著。但在国有上市公司,这种激励效应反而有弱化趋势。为此,推进地区市场化进程是发挥公司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核心,但国有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扩大应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及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协调。

儒家文化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儒家文化在财富分配中强调“均平”思想,那么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强的企业在内部财富分配中是否会秉持这一思想,从而使得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较小呢?为此,选取2003—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企业,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的企业,地区市场化水平与外资股东持股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越弱。

儒家文化与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权力距离的视角

社会传统文化存在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可能性。儒家文化强调的“公平和谐”和“集体主义”倾向可能平滑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而儒家文化“伦理有序”的“等级观念”则可能加大企业薪酬差距,由此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机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越浓厚的地方,企业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越大,稳健性与内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是可靠的,说明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在薪酬差距中起着主导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催化作用在家族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外来文化冲击较大的地区也更为显著,而在国有企业中则可能因行政机制和政策约束的限制而得到缓解。

政府所有权、市场化程度和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政府所有权对企业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所有权程度越高,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和政府所有权程度的关联性越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理论对高管薪酬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实践上为企业制定其他经营决策提供了启示。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扩大薪酬差距对高管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员工的生产行为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的生产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更强;总体来看,扩大薪酬差距对提高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U型还是倒U型?——基于高管团队内部及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视角

文章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分为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借助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结合企业特征,回归分析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会计绩效和企业市场绩效的激励作用。区别于现有文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会计绩效、市场绩效的影响呈"正U型",经营风险、内部监督、员工薪酬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会计绩效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2009—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即适当扩大薪酬差距能够抑制过度投资,但超过一定程度将产生负效应。同时,两者间关系受异质性因素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差距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地处非中心城市企业相比,地处中心城市企业的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更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