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在职消费对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调节视角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8—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构建高管在职消费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并探究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正向促进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内部控制负向调节二者关系。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应重视高管在职消费这一隐性激励,同时建设合理适度的内部控制机制,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外部治理来压缩高管实施自利行为的操作空间,从而有效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将金税三期系统分批上线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避税行为等路径来降低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企业、两职合一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税收征管数字化还可以弱化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业绩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在加快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同时,要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化监管的溢出效应,企业则应积极利用内外部数字化转型的契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创新

在我国弘扬创新创业的营商环境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背景下,研究营商环境如何通过高管在职消费影响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深入考察高管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促进效应为0.1253。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对林业企业和非林业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2241和0.1252,说明优化营商环境能够促进林业企业和非林业企业创新。(2)高管在职消费在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关系中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性质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在职消费对非国有企业和非林业企业表现的中介作用显著。(3)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在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关系中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林业企业和非林业企业均有显著中介作用。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文章构建了“营商环境—高管在职消费—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丰富了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新路径。文章提出政策启示:一是要营造旨在保护和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二是要完善企业高管激励机制,调动高管创新积极性;三是要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潜能,加大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各项支持;四是要重视营商环境对林业企业创新的助推作用,发挥林业企业高管激励的正向动力效应。

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是否更尽职?——基于高管在职消费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影响投射到资本市场,使得高管在职消费再次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高管在职消费的视角,考察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对在职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相较于曾经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独立董事,现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独立董事更能发挥对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显著存在于非微利亏损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且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通过降低在职消费,提升了公司投资水平,从而体现优化资源配置、改进公司治理的效应。

员工持股计划及内部控制与高管在职消费分析

在职消费作为当前我国企业较为普遍的一种问题,但由于在职消费产生极强的不可观察性和隐蔽性,故目前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激励机制无法使我国企业对在职消费进行有效减少。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对企业、职工利益共同体的建立,使企业权益和职工权益大致保持一致,在职工拥有企业股权后,会变成主人,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同时企业内部控制成为企业内在的管理架构,通过内在控制形成契约、机制所起到的效果,可以对企业间的权责关系予以合理协调,并将企业内部活动进行整合、规范,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管在职消费加以监督、约束,抑制高管滥用自身权力奢靡消费。对此,本文重点围绕员工持股计划及内部控制与高管在职消费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相关人士提供一定参考。

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在国家经济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而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容易诱发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的发生会降低公司价值;(2)内部控制缓解了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价值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国有企业在腐败治理中应重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构建“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2013—2020年国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的视角研究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示: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背景下分析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补充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建议国企进行混改使股权达到平衡,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

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变革如何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金融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创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高管在职消费为切入点,利用沪深港通这一外生政策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提高货币薪酬激励效果以及促进股利支付等途径抑制高管在职消费。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外部治理效应亦存在持续性。本文不仅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拓展了在职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亦为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高管在职消费、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面板门槛效应的研究

本文考察高管在职消费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发现在职消费强度、异常在职消费强度对创新投入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高管在职消费的重要治理监督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发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适度时,在职消费强度的提高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创新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适度时,民营企业在职消费强度的提高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创新投入。因此,政府应对高管在职消费进行治理监督,使高管在职消费强度的增加真正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同时,政府在出台类似"八项规定"等政策限制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同时,也必须严格监督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避免过度投资的发生。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文献大多聚焦于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为规避控制权转移而对公司施加的直接影响,忽略了高管这一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实际上,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更可能通过加强对高管的监督进而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基于此,文章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并区分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以及股权质押类型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情境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会加强对高管的监督,降低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降低作用主要出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样本以及场内标准化质押的样本中。本文的研究对现有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相关文献形成了有益补充。

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不同市场环境的分析视角

文章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呈负相关关系,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且市场环境对高管薪酬激励、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国家审计、非效率投资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及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TFP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作用的。非效率投资在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抑制非效率投资是国家审计促进企业TFP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进一步地,二次审计正向调节了国家审计对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国家审计的促进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缓解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微观企业借助审计监督力量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路径参考。

风险投资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吗？——基于合谋掏空视角

本文以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风险投资是否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参与合谋掏空,进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与控股股东掏空显著正相关,表明风险投资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参与了控股股东的合谋掏空。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正相关关系在股权集中度中等和高管在职消费较高的企业更显著,表明控股股东和高管的合谋意愿和能力是影响风险投资合谋行为的重要因素。

资本市场开放如何影响国企绩效

基于“沪深港通”政策实施背景,以2010-2020年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在职消费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模型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国企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能够通过提高国企高管在职消费来促进国企总资产报酬率的提升,且高管在职消费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领导结构发现: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机制作用效果更明显,也就是说,在相较于两职分离的公司,资本市场开放背景下,高管在职消费增加更能促进国企总资产报酬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