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高管控制权与并购绩效——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以2011年成功实施并购的主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产权性质视角探讨内部控制、高管控制权与并购绩效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控制权膨胀导致上市公司并购绩效降低,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更为强烈;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但在国有控股公司,现阶段内部控制尚不能约束高管控制权导致的绩效损害;与之相反,在非国有控股公司,内部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高管控制权,提高并购绩效。

高管控制权、资本扩张与企业财务风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4～2009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资本扩张行为的关系及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控制权与企业的投资扩张及多元化扩张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当企业拥有充裕的现金流时,其正相关程度更大。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权较强的高管所实施的多元化扩张战略会加大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高管控制下的财务重述与高管薪酬关系研究

本文在西方学者的管理层权力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垄断企业的特点,进一步提出了高管控制论,以2000～2008年曾发生过财务重述的我国代表性垄断行业上市公司共148个重述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考察了高管以财务重述为路径,影响企业财务业绩进而提高薪酬的可能性。研究发现:高管控制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不拥有或较少拥有股票和期权,财务重述仍然会影响公司高管的薪酬。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高管控制权与企业成长性——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如何保持其持续稳定的成长已成为一核心问题,而近些年来较大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也普遍存在于中小企业中,因此文章利用2008—2012年中小板131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将高管-员工绝对薪酬差距及以薪酬分位数比率来衡量的差距不公平性同时纳入研究体系,探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高管控制权对二者关系所产生的作用。文章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在薪酬体系设计时,应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在注重其激励作用的同时兼顾公平性,并应避免高管控制权在此过程中的不利影响,以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

“八项规定”、高管控制权和在职消费

近年来,国企高管超高在职消费现象引起社会普遍关注。通过选择2010年至2014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从高管控制权角度实证检验"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可以发现,"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不仅抑制了在职消费总额,还抑制了异常在职消费;"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和中央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因此,要最大程度发挥"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威慑作用,国企必须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市场化进程、高管控制权与薪酬粘性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控制权逐渐扩大,加上企业内部治理普遍存在缺陷,使得高管"天价薪酬"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薪酬粘性内生于公司治理这一问题广泛存在。文章以高管控制权为视角,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引入市场化进程这一外生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化进程对高管控制权与薪酬粘性之间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能有效减少薪酬粘性影响,并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外部约束机制等公司治理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高管控制权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研究

文章以高管控制权与银行风险承担作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2005～2010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控制权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与高管控制权较小的银行相比高管控制权较大的银行,承担的风险显著较高;银行业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弱化了高管的风险意识,高管控制权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趋向于承担较大的风险。

高管控制权、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

本文从高管控制权角度出发,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13-2014年间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控制权、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高管薪酬对不同类型的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影响不同;高管控制权越大,高管薪酬水平越高,从而降低了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

高管控制权、技术独立董事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针对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问题,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2012—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控制权、技术独立董事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控制权对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独立董事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高管控制权对研发投入正向影响更强,技术独立董事的正向调节作用也较强。说明聘用有声望的高管,赋予高管适当权力,聘用技术独立董事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能有效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高管控制权、产品市场竞争与投资效率——基于约束机制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高管控制权和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区分高管控制权程度发现:只有在过度的高管控制权样本组中,高管控制权与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低程度的高管控制权样本组,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外部产品市场竞争机制对抑制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且外部产品市场竞争机制对高管控制权和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关系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作用上,外部产品市场竞争机制与高管控制权的作用因高管控制权程度不同而不同。

高管控制权、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利用2007~2013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数据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高管控制权,考察高管控制权对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即高管薪酬是诱发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考虑高管控制权的影响后,发现高管控制权越大,其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

高管控制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而产生的高管控制权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高管所拥有的特指控制权则称之为高管控制权。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高管控制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出了提高企业价值的对策和建议。

高管控制权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先以Richardson的预期投资模型为基础,衡量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再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了高管控制权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与建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并且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严重程度,无论是过度投资还是投资不足,均与高管控制权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高管控制权、隐性保险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高管控制权与银行风险承担作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对2005—2010年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控制权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影响,高管控制权较小的银行,相比高管控制权较大的银行,承担的风险显著较高;银行业实行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弱化了高管的风险意识,高管控制权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趋向于承担较大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能引发高管权力对银行风险控制的负效应,并进而损害银行的长期利益。

高管自利行为下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出现"天价薪酬",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高管在设置薪酬契约时存在自利行为。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从高管自利行为的基础上探讨高管薪酬这一热门话题,提出了高管的自利行为将导致其薪酬随着控制权的提高而增加的假设。本文以2009-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国企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研究

能够对企业会计系统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独立审计和内部权力在配置上对公司外部、内部进行的治理。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以下几点:首先,审计监督对公司内部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有效增强高管控制权会弱化外部审计,表明独立的审计治理功效在企业内部权力配置上会受到牵制;其次,想要提高公司会计的透明度首先要提高外部审计的质量,这说明在公司的治理上发挥监督作用的是独立的审计;最后,增强高管控制权力将直接导致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也就说明国企高管控制权起到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信息的披露和决策上。

高管控制权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高管控制权、信息环境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控制权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信息环境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公司盈余信息质量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情况下能有效弱化高管控制权与现金持有的正相关性。研究结果丰富了关于高管控制权的研究,也为缓解代理冲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应用LISREL模型,深入分析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行为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高管控制权对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然而,在引入高管控制权影响条件下,即当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单位或兼任董事长时,高管控制权的增加提高了高管报酬水平,但却降低了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当高管控制权缺乏监督和制衡时,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失效,导致总经理寻租空间增大,由此,相对抑制了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即在追求个人报酬最大化的动因下,反而减少了高管选择风险和成本都比较高的盈余管理行为。

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

内部权力配置和独立审计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避税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8—2013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提高公司的税收激进水平,表明企业的激进避税策略蕴含了高管的权力寻租动机;不论是以"国际四大"或者"国内十大"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指标,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反而提高了公司的激进避税程度,揭示其在公司治理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强权高管的存在会进一步强化外部审计对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预示具有较高声誉的"审计大所"可能成为了高管借避税交易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挡箭牌"甚至"合谋者"。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有关加强审计独立性和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监管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