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研发背景、短视主义与企业创新持续性——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持续创新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管是企业创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文章以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高管背景特征视角出发,探究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同时探究短视主义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短视主义在高管研发背景影响创新持续性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研发背景通过抑制短视主义从而推动创新持续性。最后,文章提出企业应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应高度重视持续创新活动。

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利用沪深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均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投入增加在高管研发背景与权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区分高技术行业发现,高管研发背景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仅在高技术行业显著,而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则在高技术与非高技术行业均显著。

高管研发背景、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企业绩效一直是企业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论文基于2018-2021年沪深A股制造企业相关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高管研发背景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研发背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在高管研发背景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以上结果揭示了高管研发背景、研发投入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为制造企业提升绩效提供参考。

债权融资如何影响探索式创新投入——基于高管团队研发背景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债权融资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探究高管团队研发背景是否会缓解该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的债权融资越多,面临的风险就越高,因此探索式创新投入就会越少。第二、高管团队中拥有研发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就越能缓解债权融资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

煤炭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管研发背景与技术创新研究

选取2013—2020年煤炭企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不确定性对煤炭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结合高阶梯队理论引入高管研发背景作为调节变量,分析高管研发背景对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研发背景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并正向调节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研究

建立以技术标准促进创新的创新路径对打造电子信息制造业现代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2021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参与制定技术标准与企业专利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存在正向影响,研发背景高管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规模越大,参与制定技术标准越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东部地区企业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对企业专利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上市企业实现以标准促进创新的路径提供了参考。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迷雾中重生”:多重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投入

多重绩效反馈是指决策时存在多个参照点,且决策主体存在多样性与群体性,致使绩效反馈出现多重性,多重绩效反馈状态可用绩效反馈相关性指标度量。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自身绩效反馈状态息息相关,多重绩效反馈下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投入实现“涅槃重生”是企业数字化转型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绩效反馈相关性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作用,得到如下结论:绩效反馈相关性与企业数字化投入呈U形关系。对绩效反馈相关性进行细分后发现,绩效反馈一致性顺差、一致性落差以及不一致性均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投入水平;研发背景高管权力深度强化了前述关系;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广度弱化了绩效反馈相关性、绩效反馈一致性顺差与数字化投入间的关系;董事会正式权力层级强化了绩效反馈相关性与数字化投入的U形关系;董事会非正式权力层级强化了绩效反馈一致性落差与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关系。考虑企业产权性质,非国有企业的调节作用基本能得到验证;考虑行业属性,在数字产业化企业样本中,多重绩效反馈对企业数字化投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本文对多重绩效反馈状态下企业数字化投入行为进行刻画,并考虑了研发背景高管权力结构与董事会权力层级的因素,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加深数字化投入决策前置因素的认识,也有助于政府合理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

研发背景高管、职业成长路径与高技术企业成长性研究

高管的研发经历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和成长性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多基于高阶理论从塑造了高管风险偏好和价值取向的角度解释从业经历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作用,对高管决策过程的分析并未考虑客观影响因素,高管研发经历对企业成长性的内在影响机制有待明确,不同职业成长路径下的研发背景高管,其行为和影响的差异尚未厘清。以2009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高技术企业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高管社会资本理论,采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检验研发背景高管对高技术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分析由高校或科研院所跨界转型和一直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工作这两种职业成长路径在上述关系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背景高管能够促进高技术企业成长,提升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效率是其施加上述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出身高校或科研院所和一直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工作这两种职业成长路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出身高校或科研院所的高管对技术更为执着,甚至呈现出创新偏执,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高管表现为创新偏好,更倾向于通过适度研发提升企业成长性。在理论层面,将高管背景拓展到研发背景,丰富了高阶理论的研究,并深化了对职业成长路径的认识,提供了研发背景高管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的经验证据;刻画了研发背景高管通过研发活动施加影响的系统作用机制,加深了对研发投入的理解,提供了高管特征作用于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后果的新经验证据。在管理实践层面,高技术企业在预算、考核和高管激励时,应建立研发投入效率与企业成长相挂钩的激励相容制度;在构建高管团队、优化团队结构的过程中,要注重整合不同类型高管的决策偏好,发挥高管团队合力;国有企业在治理实践中应继续发挥不同机构的制衡作用,持续提升高管决策的全面性和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