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研究——基于政府支持和高管绿色认知的调节作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问题。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深入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同时以政府支持和高管绿色认知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因素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的3种类型,即命令型、激励型、公众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二,政府支持显著弱化3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第三,高管绿色认知显著强化命令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但显著弱化公众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从宏微观层面全方位提升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高管绿色认知、绿色创新绩效与企业ESG表现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高管绿色认知能够推动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考察高管绿色认知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在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企业,高股权激励企业,以及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更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适当的奖惩措施鼓励投资者关注ESG评级,推动企业ESG发展;企业应加强对ESG的重视,利用高管绿色认知进行绿色创新,提高企业ESG表现。

制度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高管绿色认知的调节作用

随着环境问题的愈发突出,绿色创新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整合新制度主义理论、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对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制度压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高管绿色认知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外部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呈显著正相关;而高管绿色认知则在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文章既丰富了高管绿色认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企业在新形势下实现绿色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高管绿色认知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战略认知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整个研究路径在环境规制下的作用边界。对2012—2019年深沪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绿色认知正向促进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绩效存在U型关系;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提升;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绩效发挥U型中介作用;高管绿色认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绩效发挥线性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经济绩效间的U型中介作用;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高管绿色认知与环境绩效间的线性中介作用。

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共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逐渐成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密切关注的话题。ESG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那么促进企业ESG表现和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势在必行。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是提高ESG绩效的重要驱动因素,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本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拥有越强的绿色认知越能促进企业ESG表现,且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本文拓展了高管绿色认知的经济后果及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

高管绿色认知、企业绿色行为对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轻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管绿色认知是企业通过绿色行为获得绿色绩效的重要驱动因素,已有研究尚未探讨它们之间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绿色行为和绿色绩效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分析,构建了在政策激励调节作用下,高管绿色认知、企业绿色行为和绿色绩效的结构模型。通过对山东轻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以及末端治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以及末端治理在高管绿色认知和企业绿色绩效之间起正向完全中介作用;政策激励在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以及末端治理行为向绿色绩效转化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高管绿色认知和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作用

党的二十大以来,加强推进绿色转型、推进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新课题。受绿色发展理念影响,企业环境信息受到广泛关注,绿色技术创新成为技术革命新热点。本文以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探讨了高管绿色认知和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绿色认知促进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效果;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具有不同的调节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两者的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呈现抑制效果;高管绿色认知与异质性政府环境规制的联合调节作用产生了不同效果,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联合调节作用,而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联合调节作用则并不显著。研究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的文献的同时,进一步将外部规制因素与内部治理因素联合,强调了高管绿色认知和政府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协同作用效果,对政府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加强环保行为力度,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恰到好处还是过犹不及?——高管绿色认知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选取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战略认知理论分析高管绿色认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高管绿色认知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分化效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聚焦于企业发展情境,媒体关注和吸收能力均能强化高管绿色认知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就分化效应来看媒体关注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高于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吸收能力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突出,同时绿色创新行为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企业绿色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利用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分析绿色治理效果的作用路径,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通过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和强化政府资源支持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约束性因素,从地方政府自身建设角度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均能促进党组织参与发挥绿色治理效果。从金融政策支持角度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和绿色基金政策与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起到内外部协同治理的效果。分析产生的经济后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不但有利于减少企业碳排放,实现企业环境目标,还能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文章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为如何提升企业自主绿色创新意愿,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

以数字化转型强化内外监督,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夯实社会发展“绿色基石”的新方向。借助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内部控制质量和分析师关注度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在高管绿色认知水平低的企业、非高耗能行业领域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区域中,上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与企业应协同发力,强化企业内部治理能力与外部监督力量,提升企业碳管理水平,推进数字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

企业践行“双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中国企业能源消耗量占比高,改造提升任务艰巨。探究企业践行“双碳”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发挥企业转型带头作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绿色化的表现。本研究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省域分配下的599家企业开展调研。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行为控制和企业双碳意愿对企业“双碳”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企业“双碳”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企业“双碳”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高管绿色认知和主观规范对企业“双碳”态度有正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开展经济绿色发展战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