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高管自利行为下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出现"天价薪酬",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高管在设置薪酬契约时存在自利行为。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从高管自利行为的基础上探讨高管薪酬这一热门话题,提出了高管的自利行为将导致其薪酬随着控制权的提高而增加的假设。本文以2009-2011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高管自利与道德约束——以“大而不倒”的恒大为例

近期,恒大事件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探讨高管自利和道德约束缺失如何严重损害相关利益者的权益。通过对中国恒大集团2013年以来财报数据的分析,认为恒大集团问题的出现起源于股权结构缺陷导致的高管话语权增加,在缺乏道德约束的情况下,高管以自利为目的,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增强系统重要性,导致“大而不倒”局面的产生。有鉴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高管自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草案的证据

近年来,国内外对高管在薪酬激励方面表现出来的自利行为争议颇多。本文收集了我国82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研究其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存在的问题,探讨股权激励计划中隐含的高管自利行为及特征,并分析影响企业高管自利程度的有关因素。研究发现:(1)尽管拟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都较好,但这些公司在其股权激励方案的绩效考核指标设计方面都异常宽松,有利于高管获得和行使股票期权,体现出明显的高管自利行为。(2)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拟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高管自利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其他公司治理变量则对高管自利行为无显著影响,表明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同时,国有或民营控股公司,高管在股权激励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中所隐含自利行为并无显著差异。(3)从公司财务状况、行业和规模看,高管自利程度都与其无关,表明公司财务状况好坏、行业差异和规模大小对高管自利程度并无影响。因此作者建议,应以"创值原则"和"现金原则"为中心来设计股权激励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自治性公司章程条款会沦为高管自利行为的保护伞吗——基于反收购条款的视角

本文从自治性最强的反收购条款视角出发,考察自治性公司章程条款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治性公司章程条款可以发挥堑壕效应,即反收购条款会促进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反收购条款可以削弱公司控制权市场和公司激励契约等治理机制对高管的监督作用,进而诱发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进一步,反收购条款的堑壕效应在设置强反收购效应条款或事前防御条款、高管主导型章程制订、治理环境薄弱的公司中更显著;反收购条款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庇护最终会损害公司价值。本文有助于化解学术界关于自治性公司章程条款作用的分歧,对于完善《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管新闻报道的媒体情绪能影响企业ESG表现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为核心要义的ESG理念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在高层梯队理论和利益者相关理论基础上利用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高管新闻报道的媒体情绪对企业ESG表现可能的影响和机制。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了管理者的超额津贴、融资约束与高管新闻报道的媒体情绪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新闻对企业高管的媒体报道越正向企业ESG表现越好,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闻媒体对高管的正向报道会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受到更多正向高管新闻报道和ESG表现更好的企业的股票回报率更高,机构投资者更乐意持有高媒体情绪指数的公司股票。

国际化董事会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时俱进”还是“制度陷阱”

以2011~2016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需求的影响及其治理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引入董责险在助长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遏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而国际化董事会不但展现出更强的董责险购买意愿,并且能够强化董责险购买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董责险购买决策的助推效应不仅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还会随着法治环境的改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而相应增强。研究揭示,董责险可能具有诱发高管机会主义动机和行为的潜在隐忧,而国际化董事会在“与时俱进”地接纳董责险这一新生事物的同时需重点关注和警惕其可能蕴含的“制度陷阱”。

股权激励:激励还是福利——基于伊利股份的案例分析

为解决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实务界应用了股权激励这一制度创新。本文以伊利股份为例,基于平衡计分卡角度建立其业绩评价标准,分析其股权激励是否真正起了激励作用,伊利股份的中长期发展如何。研究结论是该激励计划更像是给高管的巨额福利而对公司无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探析

股权激励制度曾被视为降低经理层代理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的良方,但安然事件等一系列公司丑闻逐渐暴露出该制度的弊端。近年来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迅速推广,一些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取得了"公司业绩增长,股价上涨,投资者受益,公司高管暴富"的"多赢"局面,实际上在表面繁荣、貌似合法与市场化的背后隐藏着大量问题,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已被扭曲为公司管理层牟取暴利的寻租工具。这表明,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程度低、上市公司治理不规范的情况下,不宜大规模推广股权激励制度。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金融化:“生搬硬套”还是“灵活处置”

基于2011—2017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国际化董事会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将"助长"高管自利行为,国际化董事会不但展现出对金融化的抑制效应,而且能够弱化企业金融化与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对非房地产金融化表现出更强的遏制倾向,法制环境的改善和国有产权属性均有助于强化国际化董事会对金融化行为的约束效力。作用机制检验后发现,国际化董事会治理功效的发挥可能镶嵌了对高管投机逐利动机的担忧。研究结论表明,上市企业对金融化的"生搬硬套"一定程度上蕴涵了落入高管寻租"陷阱"的潜在可能,而国际化董事会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灵活处置"或许是平滑高管机会主义风险的"一剂良方"。

非对称业绩基准与高管薪酬: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本文以2003-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为样本,检查了高管薪酬中业绩基准的使用,发现存在非对称使用业绩基准的现象。当基准业绩较好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高,存在"运气薪酬"现象。当公司业绩超过基准业绩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增加。但是高管薪酬不存在"双重补偿"现象。高管的任期和两职合一自利特征会进一步强化"运气薪酬"和"超额业绩补偿"。本研究发现对于揭示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代理成本,解释高管薪酬的棘轮效应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声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上海电气财务爆雷事件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事件为背景,结合案例分析与实证检验,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上海电气财务爆雷事件对上海电气及通用设备行业的声誉造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电气财务爆雷事件给同行业国有上市企业声誉带来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表现为“声誉竞争效应”,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企业,“声誉竞争效应”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经理人的自利动机越明显,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声誉的正向影响的削弱效果越显著。本文从信息披露视角,探讨了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对同行业企业声誉的影响,弥补了信息披露质量领域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为监管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为国有企业的监管与治理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