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司治理水平与双元创新

双元创新是企业顺应市场变化、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探究如何推动企业进行双元创新、如何平衡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决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企业应设计合理的薪酬方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双元创新投入等建议。

研发投入、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研发投入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媒体关注度对研发投入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在此基础上加入媒体关注度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能抑制研发投入对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

商业信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研究

本文对201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商业信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深入探索背后的影响机理以及在内控质量不同的企业间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商业信用有助于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向下游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供应链上下游的商业信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利润质量的好坏,进而向股东传递信号,股东借此信号来判断管理层行为动机和工作能力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有效调节;在内部控制质量薄弱的企业,商业信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更显著。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股权集中度与独董比例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通过“连接”实现了各种技术创新、各种方式重新组合。在此背景下,企业应培养动态的双元创新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数字化环境。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引入股权集中度和独董比例两类公司治理变量作为调节项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减少探索式创新活动,股权集中度显著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独董比例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以期为企业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因素、促进双元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创新

薪酬业绩敏感性能激励高管做出对公司发展有利的决策,然而在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时,会干扰这种激励效果,进而影响各项决策。基于此选取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尝试从管理层权力视角研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发现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会减弱,但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明显。因此,企业应结合本公司管理层权力大小和产权性质等因素,制定适当的薪酬契约激励高管做出对企业创新有利的决策。

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进一步将产权性质区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新能源企业中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明显。

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2009—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按照会计信息质量高低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不同会计信息质量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强弱的影响。结果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对高管薪酬业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同时发现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也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

盈余管理、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明显。

企业风险、股价波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基于2007-2016年A股5大产业的1094家上市公司数据,建立Tobit与Clad模型检验企业风险承担、股价波动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联动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与股价波动性正向相关;企业风险承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抑制作用;股价波动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风险承担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形成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国有企业中股价波动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形成的负向作用也更明显。

会计稳健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R&D投入——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2～2016年1351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会计稳健性、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R&D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抑制了R&D投入;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R&D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稳健会计政策带来的"风险放大效应"集中体现在民营企业,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R&D投入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民营企业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希冀为企业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相关机构会计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产权性质、政府干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基于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热点。文章以2008—2019年农业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产权性质、政府干预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敏感性的影响要大于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房产价格、成本效应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一直以来,宏观层面的房价波动如何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决策是个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我国2007—2019年A股非房地产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高房价弱化了当地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地,该效应在应付职工薪酬较高、营业成本较高、劳动密集度大以及员工维权意识强的企业中更显著。这说明房价上涨所带来的成本效应扭曲了管理者的努力程度,进而降低了其薪酬业绩敏感性。该研究不仅拓展了房价的微观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契约的学术文献,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事务所型独董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来自浙江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8年浙江省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会计专业独立董事视角,考察了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以下简称事务所型独董)对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事务所型独董能够有效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这一结论在上市国企与非国企之间并无差别。同时,学者型独立董事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高学历的事务所型独董与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而事务所型独董的性别并不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上述研究结论说明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有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研究的范围,也为充分发挥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作用,进而有效激励高管更加努力地提升企业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

政府干预对不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2011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究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很显著,对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并且,政府干预越多,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小。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公司治理效应——来自高管薪酬契约调整的证据

公司治理是企业决策与行动的基础,研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有公司治理效应,有助于厘清试点政策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本文认为,试点政策打破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博弈均衡,需要对高管薪酬契约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试点政策使企业调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在高碳行业中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业绩,为了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内部动力,企业做出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决策。研究还发现,试点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那些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试点企业会有更多的绿色创新和更好的ESG表现。本文是对研究试点政策效果文献的补充,也能为如何激发企业环境治理的内部动力提供启示。

客户关系型交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用2009—2015年的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验证了客户关系型交易对供应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客户关系型交易占比较高会显著减弱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这种效应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客户关系型交易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但在非国有企业中的降低效应更大;客户关系型交易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效应会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在国有企业中主要为投资过度,在非国有企业中主要为投资不足。客户关系型交易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效应在环境不确定性高低两组中均显著,但在环境不确定性低组该效应较高;客户关系型交易导致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降低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组别中会显著增加企业的投资不足,而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组别中,此负向作用得到抑制。

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研发投入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实证研究——以股权集中度为调节变量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薪酬和业绩的结合,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研究课题。探究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关系的作用也因此具有了必要性。以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方法,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呈正向调节作用。创新之处在于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中加入了调节变量股权集中度,并且主要针对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进行研究。研究结论为软件与信息技术行业如何处理股权集中度、研发投入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理建议。

战略投资者、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我国上市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战略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持股时间长、带有明显的战略目的等特点,相比于注重短期获利的财务投资者,更有动机监督、激励管理层,关注其薪酬契约的效率。同时,其自身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长期的战略眼光也会对公司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实证检验了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可以提高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学术界关于高管薪酬契约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参考,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CEO组织认同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已有文献证实经理人组织认同能够激励经理人按照企业利益行事。那么,经理人组织认同能否改善薪酬契约有效性?文章基于CEO组织认同视角,以证监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问卷调查数据中的CEO组织认同数据为基础,考察CEO组织认同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研究发现,CEO组织认同显著增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按财务报告质量和分析师跟踪分组检验发现,这一关系在财务报告质量较低、分析师跟踪较少的公司更明显。

劳动保护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的DID检验

随着公司治理的关注从高管和股东转移到更多元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以200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和实施的制度背景,就劳动保护对公司治理可能产生的优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劳动保护加强后,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得到提升,并且这种正向提升作用还受到代理成本、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董事会独立性较低或管理层持股较低的企业,劳动保护对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领域的文献,为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与完善提供了全新的角度与思路,也为评价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政策后果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