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作用

高管薪酬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在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如果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超过其预期薪酬水平,则会使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建议企业合理制定高管薪酬体系,实施有效监管,并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控制在适当区间内,以此确保企业不会出现非效率投资现象,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补助、高管超额薪酬与审计费用

政府补助作为公司的一种非经常性损益,在给公司带来积极效果的同时容易引致管理层产生投机心态进而发生寻租行为和增加代理成本,并最终产生利用政府补助粉饰业绩的事实。因此,对政府补助进行审计已成为上市公司审计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政府补助、高管超额薪酬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政府补助显著提升公司的审计费用,并且高管超额薪酬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控股、公司治理较差以及东部地区的公司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补助经济后果的研究内容,并从政府的角度拓宽了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完善财政资源分配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高管超额薪酬会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重污染行业环境管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以2015—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重点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超额薪酬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水平,且媒体关注度在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和环境规制程度更弱的地区,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高管超额薪酬能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吗?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风险承担对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并发现受到超额薪酬激励的管理者会弱化其风险规避行为,提升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中介作用,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中未发挥中介作用,甚至在部分行业出现遮掩效应。

内部契约参照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超额薪酬

基于契约参照点理论,以中国A股2014至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内部契约参照点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并探索了内部契约参照点、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超额薪酬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背景下的高管超额薪酬显著存在内部契约参照点效应,并对高管超额薪酬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在内部契约参照点效应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

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与高管超额薪酬:静态博弈与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独立董事与高管之间关于策略空间为(监督、不监督)、(自利、不自利)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而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即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薪酬有助于激励独立董事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降低高管超额薪酬,但超过正常水平之后继续加大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反而会提升高管超额薪酬。机制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在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发挥中间传导作用,随着管理层权力的扩大,独立董事与高管之间存在通过互相提高薪酬从而形成“双赢”的利益合作关系。研究结论丰富了独立董事公司治理效应和高管超额薪酬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中国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激励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高管超额薪酬与审计收费

审计师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审计收费成为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高管作为被审计单位运作的实际执行者,其获取超额薪酬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否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定价决策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文章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高管超额薪酬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高管超额薪酬会通过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进而显著提升审计收费。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对审计收费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控股、高管未变更、公司治理较差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从高管自利的角度丰富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监管部门、企业、审计行业等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机构投资者抱团与高管超额薪酬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借助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Louvain算法,通过构建机构投资者共同持股网络并识别网络团体,从高管超额薪酬角度考察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抱团后倾向于扮演“合谋者”角色,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抱团规模越大,高管超额薪酬现象越严重;进一步从企业产权性质和高管权力两个方面探讨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差异,发现相对于其他企业,在国有企业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抱团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加剧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研究从网络社团结构视角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抱团的治理行为,为证监会深化认识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引导完善机构投资者制度设计、避免非理性的过度行为协同提供参考。

高管超额薪酬、内部控制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

营运资金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的枢纽,其管理绩效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文章基于2012—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超额薪酬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高管超额薪酬能够显著提高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内部控制与高管超额薪酬在提高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过程中存在替代关系。不过,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中,高管超额薪酬却显著降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内部控制则显著抑制国有企业中高管超额薪酬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高管超额薪酬与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可以通过缓解代理成本来提高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研究结果对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决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债务期限约束影响高管超额薪酬吗?

本文以2005—2011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债务期限约束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债务期限约束越强,高管超额薪酬越低,两者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影响债务期限约束的治理作用,在同等条件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面临的债务期限约束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研究还显示,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债务期限约束的治理作用就越强,即市场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债务期限约束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

业绩期望落差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基于不同期望参照标准的检验

本文以2009-2017年的数据探究业绩期望落差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业绩期望落差对高管超额薪酬具有抑制作用,其中:行业和历史两种参照标准下的期望落差对超额薪酬的抑制强度有所不同,前者强于后者;行业参照标准下的行业期望落差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不因高管权力大小而改变,历史参照标准下的历史期望落差在高管权力较大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以上结果在考虑期望落差的持续性和范围性之后仍然成立。由于行业参照标准下的行业期望落差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强度更强,且受高管权力大小的影响不明显,故制定高管薪酬时优先考虑行业业绩期望更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内部控制、异质性机构持股与高管超额薪酬

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立足企业内、外部监督双向维度,分析内部控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以及以异质性机构持股为代表的外部监督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与高管超额薪酬显著负相关,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内部控制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具有显著增强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内部控制通过缓解经营风险以增强高管薪酬契约的业绩关联性,产生抑制超额薪酬的效果。

宏观环境、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本文选择2010-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宏观环境、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宏观环境对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弱化作用。研究发现,宏观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显著正相关;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显著正相关;在宏观环境的调节作用下,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趋于弱化。

高管超额薪酬、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绩效

本文旨在探究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促进作用,深入探究高管超额薪酬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并考虑到内部控制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现有研究大多采用ROA,ROE来衡量企业绩效水平,但是单一指标不能综合反映企业绩效情况,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综合评价企业绩效。

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研究

在最优契约假说框架下,高管超额薪酬是高管能力的体现,管理者薪酬越高,管理者越有可能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制定和实施公司的财务政策。高管是并购行为的主要参与者,高管的决策和执行效率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基于此,文章以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着重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试图进一步探究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能够提高公司的并购绩效,产权性质、高管权力以及市场化进程调节了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的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影响并购绩效的主要影响路径是受到激励的高管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并购绩效的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从公司并购绩效的视角验证了最优契约假说的有效性,同时为薪酬激励影响下如何提高公司并购绩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超额薪酬

现有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鲜有关注其能否有效约束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机会主义行为。鉴于此,本文以2005-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以及产权性质和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高管超额薪酬水平越低;相较于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更大,但未有证据表明在中央企业中也存在上述关系;产品市场竞争正向促进内部控制质量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助于约束管理层权力和打破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从而降低高管超额薪酬。这一结论为上市公司强化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分析

本文以证监会推出的《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为政策背景,选取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2014年~2018年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显著抑制国企高管超额薪酬。本研究不仅在超额薪酬、国企高管薪酬契约问题和员工持股计划方面拓展了研究视角,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和ESOP设计提供了参考价值。

高管超额薪酬、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文章选取2005年-2015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我国"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下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高管超额影响公司绩效的路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绩效具有显著地正相关关系,一方面验证了高管薪酬的有效契约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友好型董事会能够增加董事会的咨询功能。同时,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升了公司绩效。

财务报告问询函影响高管超额薪酬吗?

本文基于2014—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考察财务报告问询函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报告问询函显著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尤其在国有企业中,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述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也会显著抑制高管借助经营业绩进行薪酬辩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分析师跟踪对财务报告问询函与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且上述效应在国有企业中的影响显著。本文从高管超额薪酬视角表明财务报告问询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拓宽和丰富了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理论研究,为证券交易所继续推进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