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对高管隐性腐败的联合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腐败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也变得更加复杂化,目前的文献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要素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忽略了多种作用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法应对复杂、隐蔽的高管隐性腐败。通过分组检验,分析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在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上的联合影响,探究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是否存在相互促进或相互替代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在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上存在互补关系,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好时,加大政府审计力度可以更好地抑制高层隐性腐败。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和政府审计在抑制高管隐性腐败上存在的互补关系并不是源于中介效应,即政府审计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不是通过影响内部控制实现的。

高管隐性腐败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本文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隐性腐败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非国企中更加显著。另外,通过进一步考虑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因素后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这种正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对由高管隐性腐败诱致的审计收费增加具有抑制作用。这对注册会计师合理确定审计收费以及企业如何更好地经营具有参考意义。

国家审计、高管隐性腐败和公司创新投入——基于国家审计公告的研究

基于审计署发布的国家审计公告,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家审计行为及审计公告揭示力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国家审计行为能够促进被审计央企的创新投入强度,同时国家审计公告揭示的违规问题越严重,对被审计央企创新投入程度的促进作用越强,且促进作用在高管隐性腐败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其次,与单次审计相比,二次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并无显著差异;最后,国家审计对创新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在同行业国企中有一定的传染效应。

内部控制与高管隐性腐败关联性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9-2013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分析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高管隐性腐败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内部控制质量好的公司,公司高管公款报销、过度在职消费等隐性腐败程度较低。然而,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表征于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里,在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弱化,表明在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时必须考虑产权性质,注重实质重于形式。

产权性质、制度环境与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着眼于高管腐败这一问题,试研究我国上市公司产权性质与制度环境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本文利用871家上市公司2010—2014年面板数据,从异常在职消费、超额薪酬和过度投资三个方面,利用极值熵值法确定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程度。

内部控制是否监督了高管隐性腐败行为?——基于中国A股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证据

腐败是公认的社会毒瘤,而高管腐败在经济领域的渗透,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本文以2011-2014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着重检验内部控制是否能够充当遏制高管腐败行为的有效机制与手段。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内部控制的确能够显著地缓解高管隐性腐败行为。此外,依赖于内部控制缓解高管隐性腐败的做法仅对于聘用了非"四大"客户的公司成立,这也从侧面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对于缓解高管隐性腐败行为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对于如何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相关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高管隐性腐败——基于管理层持股比例视角

文章选取2010—2016年的数据,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两个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隐性腐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高管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高管隐性腐败显著负相关,且管理层持股比例可以显著抑制内部薪酬差距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该研究对加强企业高管腐败治理工作,进一步推动我国薪酬制度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帮助。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产生了积极的抑制作用。以2013-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及国有企业级别对此影响的调节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较好地抑制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2)较之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起到更大程度的抑制作用。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并借此抑制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的同时,尚须不断优化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层次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