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治理作用了吗——基于影响高管非自愿变更与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分析

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被寄予厚望,但是对基金能否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则鲜有研究。本文首次按照基金监督对象的不同,将基金的监督作用分为"监督高管"和"监督大股东",从基金公司的治理状况出发检验在上市公司高管非自愿性变更决策中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实证结果表明,在基金公司治理状况比较差的条件下,基金会与上市公司高管"合谋";而当基金公司治理状况比较好的条件下,基金公司在上市公司高管非自愿性变更决策中能够发挥"监督大股东"的治理作用;没有发现基金公司"监督高管"的证据。"监督大股东"假说的提出,既丰富了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理论,也是首次从企业微观决策层面发现基金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积极治理作用。

民营企业高管变更与财务业绩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高管变更为研究视角,选取2005年至2011年2255个民营企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与财务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财务业绩与高管变更显著负相关,公司财务业绩越差,高管变更概率越大。同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在财务业绩较差时不容易被更换,高管的政治关联降低了高管变更与财务业绩的敏感性,弱化了基于财务业绩指标为考核标准的评价体系。进一步发现,制度环境影响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与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政治关联仅在制度环境比较低的地区发挥效应,高管的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司治理对高管的约束机制。

非控股股东派驻董事、高管变更与国有企业绩效

以国企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为切入点,考察非控股股东派驻董事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派驻董事显著增强国企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且派驻比例越高,敏感性越强;相反,非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并不影响国企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这些结果表明,相比于简单构建多股同大的股权制衡结构,提高非控股股东在国企董事会的代表性可能是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为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国企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生态环境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空气质量的非货币性收益视角

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会通过影响人的行为选择进而对微观企业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以空气质量为代表的宏观生态环境因素对微观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空气质量能够显著降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空气质量对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作用更大。在控制了地区空气质量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论依然保持不变。该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空气质量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领域,丰富了高管激励影响因素的理论文献,亦为实践中的企业高管激励提供了实证借鉴。

高管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应用研究:影响因素与信息有效性

基于手工整理的2007〜2018年度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考核方案数据,本文发现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越低以及高管持股比例越小时,越倾向使用非财务业绩考核指标进行高管考核。进一步,本文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维度考察非财务业绩指标的信息有效性,研究发现非财务业绩指标能降低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从具体的非财务业绩指标来看,会计信息质量越低的企业使用“安全生产”类指标的程度越高;高管持股越低的企业使用“员工”“研发”类指标的程度越高。此外,仅“员工”类指标能够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上述结果表明非财务业绩评价指标能够为董事会提供有用信息,进而降低高管薪酬激励中对于财务指标的依赖性。

自愿性信息披露、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2—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分析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并实证检验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高管的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国有企业表现更为明显。同时,研究还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为上市公司缓解薪酬代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家族企业的CEO激励与投资战略选择

家族企业特殊的股权结构可能对高管激励和公司投资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利用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CEO薪酬较高,但CEO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家族企业中,家族CEO比职业CEO薪酬低,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基于业绩的CEO变更的可能性较低,但职业CEO比家族CEO变更的可能性较大。投资战略方面,非家族企业更倾向于短期投资,表现为更高的流动比率和资产周转率。家族CEO战略目光更长远,更关注研究和开发、资本支出等长期投资战略。尽管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在管理激励和战略方面存在差异,但公司业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