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罗尼亚的地域主义——高蒂的超现实主义建筑世界

如果建筑界还有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世纪前的高蒂一定是那座最奇特的。揭开那层超现实主义的神秘外衣,高蒂以其独特的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的气质,以特有的加泰罗尼亚工艺建构了独一无二的属于加泰罗尼亚的建筑语境。对于挣扎在现代主义和地域主义之间的当代建筑师们,高蒂无疑给出了他的答案。

论艺术大师高蒂的设计理念

19世纪末的西班牙诞生了一个传奇人物——高蒂。他凭借独特的设计思维,创作了大量震惊世界的巨作,作品风格鲜明,奇异变幻的建筑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和巴塞罗那城市的重要景观。高蒂作为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影响一直到今天。

论西班牙新艺术运动的建筑灵魂——安东尼奥·高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装饰运动"——"新艺术"运动,这个运动涉及的领域和国家相当广泛,影响力非常大,然而各地方的具体表现却不尽相同,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地区出现了一种特别极端且极富宗教气息的设计风格,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建筑家安东尼奥.高蒂,在此,主要通过对"新艺术"运动的风格研究,来谈一下在它影响之下西班牙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本土风格,并对其重要代表人物高蒂的建筑设计作品如米拉公寓和圣家族教堂等进行了着重分析。

一种趋同性的倾向——高蒂耶和斯坎伦的制度伦理观研究

道德契约论强调个体在道德原则方面的共识。作为一种道德理论,道德契约论不只是对道德原则的证成,它也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基础。契约论与制度分析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也体现在当代道德契约论中。当代契约论的道德转向肇始于罗尔斯哲学,当代两位重要的道德契约论者:大卫·高蒂耶和托马斯·斯坎伦在建立契约理论时,都受到了罗尔斯哲学的深刻影响。虽然高蒂耶和斯坎伦的理论被冠以同样的"道德契约论"的名称,但是它们有着极为不同的哲学源头,这最终表现在制度伦理观方面的区别。在基于各自契约论对两种制度伦理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会论证二者所表现出的趋同性特征。

高蒂作品中的自然主义——以米拉公寓为例

新艺术运动是现代设计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设计运动。这场运动中盛行的自然主义是一大特色,而高蒂是这场运动中这一风格的较极端的代表人物。该文试从其经典作品米拉公寓入手,剖析高蒂作品中的自然主义风格及其形成原因。

当代道德契约论不同向度的比较研究——以高蒂耶和斯坎伦的行为理论为例

自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提出以来,契约论作为一种道德分析工具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经典契约论有众多区别,他不再坚持个体基于具体对象的某种"一致同意",而是将理由作为订约基础,究其根本原因是斯坎伦对欲望和理由何者优先的问题有着不同理解。文章选择当代道德契约论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高蒂耶和斯坎伦,二者分别代表了当代道德契约论的两种不同方向,在Stephen Darwall看来,契约主义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自利契约论和非自利契约论两个类别[1],高蒂耶的契约论属于自利契约论类别,斯坎伦的则属于非自利的契约论。通过分析二者的行为理论,进而从更为基本地层面阐述当代道德契约论两种不同向度的区别。高蒂耶继承古典霍布斯契约论的传统,将契约主义原则建立在偏好满足和利益提升之上,斯坎伦则更多地继承康德传统,将契约主义建立在理由的"合理拒绝"之上。

道德契约论的“启发”——从高蒂耶的“约束性最大化”谈起

大卫.高蒂耶认为契约论可以把道德构筑在"审慎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一努力因其核心概念"约束性最大化"所隐含的"道德理性"而归于失败。同一理论框架下的双重理性基础使契约论可以从"效用最大化"的视角为规范优先提供某种合情理的说明。这种说明尽管不是一种严密的"证明",却是一种合情理的"启发"。

《权力》和《白骨》的动物符号解读

在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研究背景下,霍根和高蒂分别在小说《权力》和《白骨》中运用动物意象并赋予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具有多层文化涵义的符号。这些动物意象是作者呼吁尊重他者的符号,构建和谐的符号,也是作者关怀人类的符号,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生态思想和独到的生态理念。

试论《白骨》的生态价值

加拿大女小说家芭芭拉·高蒂的动物小说《白骨》在情节发展、性格形塑过程中,以人类缺场、动物(大象)主导叙事的独特方式,寓意深刻地展现了作者的生态主义价值观。作品中呈现出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复魅"等特点,昭示出《白骨》的生态价值。

规则的力量——试论约束力的契约式证明

在讨论"规则约束力"问题时,学界对以大卫.高蒂耶(David Gauthier)为代表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契约论"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罗尔斯主张正当优先的道义论不同,这一流派的契约论立足于人的自利理性,强调规则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工具价值,只有能够促成个人利益的规则才具有充分的约束力。然而,寻求"自利"与遵守"规则"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以利益为基础的契约论"试图通过人的效用计算理性来解决这一冲突。这一理论路径揭示了另一种考察规则力量的维度,而新颁布的《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维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