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趋同性的倾向——高蒂耶和斯坎伦的制度伦理观研究

道德契约论强调个体在道德原则方面的共识。作为一种道德理论,道德契约论不只是对道德原则的证成,它也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基础。契约论与制度分析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也体现在当代道德契约论中。当代契约论的道德转向肇始于罗尔斯哲学,当代两位重要的道德契约论者:大卫·高蒂耶和托马斯·斯坎伦在建立契约理论时,都受到了罗尔斯哲学的深刻影响。虽然高蒂耶和斯坎伦的理论被冠以同样的"道德契约论"的名称,但是它们有着极为不同的哲学源头,这最终表现在制度伦理观方面的区别。在基于各自契约论对两种制度伦理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会论证二者所表现出的趋同性特征。

当代道德契约论不同向度的比较研究——以高蒂耶和斯坎伦的行为理论为例

自斯坎伦的道德契约论提出以来,契约论作为一种道德分析工具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与经典契约论有众多区别,他不再坚持个体基于具体对象的某种"一致同意",而是将理由作为订约基础,究其根本原因是斯坎伦对欲望和理由何者优先的问题有着不同理解。文章选择当代道德契约论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高蒂耶和斯坎伦,二者分别代表了当代道德契约论的两种不同方向,在Stephen Darwall看来,契约主义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自利契约论和非自利契约论两个类别[1],高蒂耶的契约论属于自利契约论类别,斯坎伦的则属于非自利的契约论。通过分析二者的行为理论,进而从更为基本地层面阐述当代道德契约论两种不同向度的区别。高蒂耶继承古典霍布斯契约论的传统,将契约主义原则建立在偏好满足和利益提升之上,斯坎伦则更多地继承康德传统,将契约主义建立在理由的"合理拒绝"之上。

道德契约论的“启发”——从高蒂耶的“约束性最大化”谈起

大卫.高蒂耶认为契约论可以把道德构筑在"审慎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一努力因其核心概念"约束性最大化"所隐含的"道德理性"而归于失败。同一理论框架下的双重理性基础使契约论可以从"效用最大化"的视角为规范优先提供某种合情理的说明。这种说明尽管不是一种严密的"证明",却是一种合情理的"启发"。

规则的力量——试论约束力的契约式证明

在讨论"规则约束力"问题时,学界对以大卫.高蒂耶(David Gauthier)为代表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契约论"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罗尔斯主张正当优先的道义论不同,这一流派的契约论立足于人的自利理性,强调规则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工具价值,只有能够促成个人利益的规则才具有充分的约束力。然而,寻求"自利"与遵守"规则"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以利益为基础的契约论"试图通过人的效用计算理性来解决这一冲突。这一理论路径揭示了另一种考察规则力量的维度,而新颁布的《物权法》的立法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维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