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数字政府已经成为高质量利用外资的重要增长极。基于FDI质量视角,结合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政府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渠道显著促进了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促进作用会因税收规模、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开放程度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数字政府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利用外资“稳中提质”。这些结论对长三角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创新驱动高质量利用外资研究——以北京“两区”为例

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利用外资已成为一种新型对外招商引资方式。本文以北京“两区”为研究案例,通过梳理“两区”建设以来的制度改革成果,揭示了制度创新驱动利用外资的内在机制:北京“两区”以规制规则创新为基础、投资激励创新为动力、监管服务创新为保障、行政组织创新为支持,通过系统化制度集成创新优化了北京的制度环境,提升了北京的制度区位优势,提高了地区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增强了外资利用效率和溢出效应,促进了高质量外资利用。针对北京“两区”目前国际竞争力不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不足、溢出效应不强等问题,本文认为强化制度集成创新是北京“两区”的重要任务,要对标高水平开放和国际经贸标准,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继续多方位探索创新自贸区的准入和监管制度,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国如何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基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大量外资的引进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入中国的高质量外资却呈下降趋势。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提高外资的质量。本文从理论逻辑和政策建议两方面,系统阐述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引高质量外资的理论,进而对两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指明了两者在研究背景、阶级立场、逻辑起点、理论基础、政策建议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要求,为中国未来如何吸引高质量的外资提出了更具时效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的江苏外资高质量评价研究

为更好地引导外资高质量发展,本文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江苏实际,针对外资高质量提出多个评价维度。由于外资高质量的各评价维度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着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研究各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外资高质量评价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江苏外资高质量评价的研究假设,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运用SmartPLS工具对江苏省外资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和验证,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探索各维度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在考虑各维度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分析各维度对江苏外资整体质量水平的影响程度,为江苏外资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高质量利用外资促进“双循环”:理论逻辑、现实基础与政策取向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高质量利用外资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逻辑看,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资本循环理论,高质量利用外资能够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平衡与稳定,强化国际循环的通畅与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实践经验看,高质量外资通过经济助力、产业赋能、技术溢出、制度优化等途径深度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通过外贸促进、金融协同有效促进国际循环。但是,我国仍面临外资区域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国政治博弈和科技封锁加剧、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等现实挑战。应当在产业政策上引导高质量要素集聚,在区域政策上推进跨区域引资协同,在营商环境上搭建全方位服务体系,在平台载体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行政规制上夯实负面清单与安全审查保障,从而助力我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利用外资。

区域优惠政策与基础投资环境对引进FDI影响的博弈分析

应用博弈论分析区域优惠政策与基础投资环境两因素对引进外资的影响。把FDI(外资)划分为高质量FDI和低质量FDI两种类型,进而分析上述两因素对引进FDI的影响。高质量FDI更倾向于良好的基础投资环境;而低质量FDI更看重区域优惠政策。区域政府应严格区分两种类型的FDI分别针对性地制定引进政策,使混同均衡变为分离均衡,这对我国西部大开发引进外资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