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二王”学术再讨论

任何学术流派都有其相当影响,且独树一帜的学术内容和被同行学友、门人等拥戴的标志性人物。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于音韵、训诂、校勘的成就,足掩前哲,竦桀时代,成为一座学术高峰。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乾嘉汉学,特别是直接衍承其师戴震;其治学宗旨为"实事求是,研经求道";其学术风格为"求真务实、勇于创新、耻于蹈袭";主要的学术表征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博精深,综贯会通"、"好学深思,创新兼容"。"二王"的学术思想、学术渊源、学术风格、学术表征引领时代,成为时代的风向标。

从《经义述闻》订《国》《左》看高邮二王的考据方法

《经义述闻》一书说经精审,通过对书中《国语》和《春秋左传》两部分考订内容的研究,发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考据中,常借助于辨识字形、求证字音、引用字词释义或参照异文等方法。探究高邮二王的考据方法,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乾嘉学派盛行时期的学术风尚。

从《庄子杂志》看高邮二王的文献考据方法--兼谈考据质料与考据形式的相互关系

考据质料与考据形式在文献考据中具有依存关系。考据质料为考据形式提供文献证据,考据形式为考据质料灌注结构原则。《庄子杂志》使用字书、古注、用例等考据质料来证实考据形式下所作之论断,又使用以声求义、押韵制约、因形破讹、相对为文、古注体例等考据形式来赋予考据质料以生命。丰富的考据经验和“得经意”的强烈愿望使王氏敢于进行考据质料、考据形式均十分稀薄的“理训”。扎实的考据质料、自觉的考据形式、求实的考据精神、“得经意”的考据目的,共同奠定了高邮二王文献考据史上的崇高地位。

高邮二王友朋来往书札系年释例

针对清人信札,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系年工作,但尚未对系年的流程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在逐件系年180馀封高邮二王与其友朋来往书札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信札系年的两项前期工作、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两项前期工作分别是检查信札是否完整(正编联)和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定姓名)。八种系年方法分别是明时月、征行实、谙术语、察地理、据官称、按著述、交系联、慎排除。这八种方法通常需要综合运用,如何选取,当视信札提供的信息而定。三个原则分别是无定法、协内外和从阙疑。并以高邮二王友朋往来信札的具体系年实例来详细阐明两项工作、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的实际操作情况。

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兼論《高郵二王合集》所録王念孫《管子》校本的來源問題

本文概述高郵二王稿抄校本流傳與發現的歷程,並介紹作者近十年從各地圖書館收集所得四十種二王稿抄校本的實況,同時從王念孫的合韻研究、二王的古籍研究、二王著作權的争議三個方面,探析這些新材料的學術價值。作者最後對新近出版的《高郵二王合集》所録王念孫《管子》校本的來源作了考證。

论俞樾《庄子平议》中“理训”的生成——以俞樾《庄子平议》对二王《庄子杂志》的继承为中心

俞樾《庄子平议》对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庄子杂志》的考据形式与考据结论均有吸收。俞樾《庄子平议》的一大特色,是在对二王《庄子杂志》继承的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了二王“相对为文”的考据形式,使“相对为文”成为可以不依赖任何考据质料的考据形式;一方面提高了以庄解庄考据质料的地位,使《庄子》文句的结构和语义成为可以支撑结论的唯一考据质料。两方面的相互结合、共同作用造成了“理训”的必然生成。“理训”既是文献考据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献考据学的基本精神有所偏离。

郭沫若论王国维

在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历史与考古学领域中,王国维先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出于诸种原因,对他的评价有的全盘否定;有的完全肯定;有的毁誉参半。郭沫若先生则以他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恰如其分的给这位国学大师评价和研究,现在准备对郭沫若先生笔下的王氏作一探讨。

王国维文史教学的心态和品位

王国维以其“新史学的开山”业绩而饮誉中外,然而这位国学大师的文史教学方面则颇为论者所忽略。王国维在文史教学方面既有深邃的教学思想,又有卓越的教学实践,且有丰硕的教学成果。他的教学心态和品位值得我们研究,可以为今天的文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曾国藩《题俞荫甫两〈平议〉读后》诗

近读《春在堂诗编》,在卷七看到一首五古长诗《曾涤生师相赐题拙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五言诗一章次韵奉谢》,后附"原诗"一首,无题。查阅《曾文正公诗集》,"原诗"题为《题俞荫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读后》,载第一卷(四言、五言卷)末。读之,缜密通达,剀切明辨,雄奇淡远,大气磅礴,极具品赏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