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闻发言人的三种策略——从“7·23”甬温高铁事故谈起

"7.23"温州高铁事故发生后,公众迫切想要通过官方了解整个事故的相关信息,在铁道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措辞失当、态度欠妥,进而引发社会上的争议。针对这一状况,笔者认为新闻发言人要敢说话;有话说;会说话。

灾害应对机制中的发展主义“框构”——以汶川地震灾害应对与甬温线高铁事故处理为例

在追寻现代化的进程中,灾害应对也成为贯彻发展主义元叙事的一个契机。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还是技术灾害,国家都有意识地通过一套日益成熟和完善的应对机制将其转译为发展主义与管理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将其与治理合法性、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宏大叙事勾连在一起。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是,灾后应对成为维护发展与技术控制的过程,灾后重建意味着受灾地区接受迅速的资本重组和商品化干预。正视这一应对机制的去政治化内涵,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灾害应对的价值与旨归。

论高铁运输事故中的民事赔偿责任——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为例

近年来,我国高铁建设速度不断加快,但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不少事故。高铁运输人身伤亡事故发生后,应当由铁路运输企业依《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同时应根据各位受害人的具体实际情况,可以在死亡赔偿标准相同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

基于改进ISM和MICMAC方法集成的高铁行车事故因素分析

为探究高铁行车事故致因因素之间关联关系及层级结构,针对高铁行车历史事故数据,结合决策实验室分析法(DEMATEL)改进解释结构模型(ISM),构建了高铁路行车事故致因多层递阶结构模型,并集成了交叉影响矩阵相乘分类法(MICMAC),深入研究高铁行车事故致因因素间的复杂关联关系以及对事故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8项高铁行车事故致因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层级结构和关联关系,设备性能不良或故障、安全防护失效和异物侵限是高铁行车事故的直接影响因素,养护维修不到位、专业技能水平差以及应急处置失效等是中间因素,规章制度不完善、监督管理不严是行车事故发生的根本因素。针对不同致因因素采取多元化改进管控措施,从而在根源上预防和控制事故发生。

工控告急

如果国内安全厂商在平时不能对工控做构建等准备，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再进场，必然十分茫然。

行业事件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计划开始的第一年,也是金融危机笼罩全球的第三年。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愿景和主线,但是在具体的举措上,仍延续＂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基调,政府依旧以宏观调控方式干预社会经济的走向。房地产市场关乎民生,因而继续成为调控的首要对象。政策一轮硬过一轮,勉强支撑大半年的开发商们眼见得在这场与政府决心的博弈中没有胜算,信心受挫,

中国高铁不应被墙倒众人推

京沪高铁自今年7月开通后就不断出现“趴窝”、断水、断电等故障，每一次相关部门都出面声明我们的高铁没有问题，矛盾才得以暂时缓解，但温州高铁事故的发生，让国人对其积聚已久的怨气纷纷爆发，对中国的高铁技术大加痛斥，认为高铁根本没有之前所声称的那样高端，在国人眼中，高铁瞬间变为“废铁”。

拼图

做调查报道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答案是：无论你做了多少努力。取得了多大成功，最后仍有可能因某一个关键逻辑链条的缺失而功亏一篑。

中国航母要来了

这几天的大事太多了，从动车到航母，究竟该如何看待大跨度的跳跃。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最狡黠的态度就是充当一名善于骑墙的高手，两手都要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