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

刘宋晚期的政权重构与高门士族的权势复升

宋明帝以宫廷政变弑君夺权后,形成了依赖高门士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缘于他缺乏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身边并无可资依赖的政治军事集团。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战中,宋明帝占据京师“以中制外”,聚居于建康的高门士族安危、利益均系于其帝业成败,双方具有合作需求。宋明帝对晋宋士风的认同,对高门士族理政才能的承认,是他依赖高门士族、维护“高流官序”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取向。得益于泰始初年的政权重构,高门士族的政治权势在经历了孝武帝的压制之后有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后废帝时期袁粲、褚渊与萧道成、刘秉共同“平决万机”的四贵体制,正是宋明帝时期高门士族权势复升的历史结果。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

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衰弱,孝武帝时期一度"政由己出",皇权有所强化。孝武帝以其弟司马道子执掌朝廷中枢军政大权。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间尽管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其压制高门士族的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利用具有外戚身份的太原王氏,排挤、压制在淝水之战中立有殊勋的陈郡谢氏家族,显示出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从钟嵘的两次上书论其高门士族立场与南朝皇权之矛盾

钟嵘身属高门士族,他的两次上书,是其高门士族立场的自我表述,这一表述的大背景,是东晋门阀政治逐步为南朝皇权政治所取代。钟嵘的第一次上书,是在高门士族所把持的选授之权为南齐皇权侵渔时所作出的反应,第二次上书,则是希冀通过保持'素族'(高门士族)对于'清贯'之职的独享来维护高门士族的政治特权。这两次上书曲折地反映了高门士族对于南朝皇权重压的所做出的抵制,揭示了二者之间或显或隐的矛盾,从而使我们对钟嵘的立场与时代有着更为详切的把握。

论东晋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北方士族与南方社会能否充分融合,决定着他们能否形成自己的乡族集团,从而能否在南方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有关东晋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以往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近些年来新发现了若干墓志资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分析这些资料,我们发现,在是否与南人联姻,是否以侨居地为籍贯,是否将居地和葬地置于侨籍所属之侨州郡县内这三个关键问题上,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和中下层士人的情况有所不同。高级士族未能在上述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充分融合;而京口地区的中下层士族却程度不同地在以上三个方面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这既印证了传统文献中的若干记载,又大大补充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为东晋末年高级文化大族逐渐丧失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力,而中下层士族得以崛起,并执掌国家政权,找到了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

刘裕诛戮士族豪族与晋宋社会变革

刘裕建宋代晋,不仅是一般的王朝更替,而且意味着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此过程中,门第低微的刘裕对高门士族之异己人物及其势力严加诛戮和压制。其中对与桓玄篡晋有密切关联的太原王氏、陈郡殷氏、京口刁氏代表人物及其相关势力予以清除;对企图扶持刘毅的谢混、郗僧施等士族集团加以诛戮;对作为特殊士族势力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予以清剿;推行了一系列抑制地方豪门强宗的政策。此外,刘裕对高门士族始终加以监控,收集相关情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手段。

论刘牢之的成败与北府武人势力的兴起——兼析次等士族将门早期代表人物的心态

自东晋立国以来,以京口为中心的南徐州地区为淮北流民的聚集之地,其活跃之人物多属次等士族阶层,民风尚武,劲勇辈出。刘牢之为东晋后期崛起的北府将校的代表人物,其家族"世以将显",是典型的北府将门之后。淝水之战中,他受执政的高门代表陈郡谢氏驱使,战功卓著。此后,士族骤然衰落,虚弱的皇族及其权幸主政,政局复杂而多变。在此过程中,北府兵也逐步摆脱了高门士族的控制,刘牢之拥有了对北府兵的实际指挥权。然而,刘牢之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依违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充当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最终成为当时政争的牺牲品。当然,作为第一代北府武人的政治代表,他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缺乏独立性与自觉性的性格特征则与门阀社会的背景直接相关。

关于武则天“打击士族”的性质问题

近年来,一些史学著作在讲到武周时期,认为武则天打击士族,扶植庶族官僚,①是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社会发展的政治代表。其实,这些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弄清什么是士族,魏晋南北朝的土族与隋唐“士族”的差异,以及武周集团成员的家世等。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张灿辉割据纷争时代地域势力的兴起，既有它内在的动因，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就内在的动因而言，主要是指强宗豪族的发展，带动或支配整个地域势力的运转趋势。在以侨姓势力为主的南朝雍州势力中，河东柳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本文以柳氏家族作...

东晋南朝时期的吴兴沈氏宗族

本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宗族所作的个案研究,试(?)从社会史的视角探求这一宗族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该时期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强正亮直富才华——阳夏名士袁宏述评

袁宏(公元328～376),字彦伯,幼名虎,东晋陈郡阳夏(音jiǎ,今河南太康)人,年少时,父早亡,陷于孤贫,但他刻苦自励,好学深思,加之天资聪颖,领悟机敏,早年便善诗工赋,文章出众,所写《咏史》诗二首,辞藻华丽,蕴意深奥,甚得镇西将军谢尚的赏识,逐渐名声日高。晋穆帝永和年间,被谢尚引进为安西将军府的参军;不久,又被推荐为大司马桓温府的记室,桓温很看重他的文才,让他专掌军府的书信、文告、奏疏等文字工作。自此,袁宏的名气,已为朝府所闻。桓温去世后,他便被朝廷征召,做了吏部郎的官职。到了公元376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出任为东阳(今安徽天长县西北)郡太守,当年便卒于任上,时方49岁。 综观袁宏一生,享年虽较短促,但其性行卓异,

两晋士人金钱观初探

两晋时期复杂多变,金钱观作为人物品评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士人中呈现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态势,他们或是金钱冷漠者,或是金钱豁达者,或是金钱崇拜者,亦或是金钱拒斥者。两晋士人金钱观呈现了差异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差异性的原因与入传人物的优秀性、史官的记史偏好和高门士族自身的腐朽性有关;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商品经济与田庄经济的共同发展、社会风气与家风家学的共同熏陶则是造成多元化金钱观的重要因素。

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

散号将军是魏晋以来出现的“虽有名号,而无职司”的将军,是独立于领兵将军之外的一种单纯身份等级制度,是唐代武散官的前身。南朝齐、梁之际,散号将军制度曾发生很大变化。《隋书·百官志》上叙之甚详,但后人皆以其为无权之虚号,故未加以注意。

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

东晋安帝时期,新兴的北府兵武将势力崛起,其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驱逐桓玄、恢复东晋,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但二人之间很快展开了新一轮权力争夺,成为义熙年间军政斗争的主角。以往人们将其斗争归之于二人的个性品格,或说刘毅"刚愎",或说刘裕"猜忌",于是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这只是一般的表面现象。刘毅与刘裕一样,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他在桓玄篡晋后,协助刘裕起兵,功勋卓著,其地位仅次于刘裕,有"次相"、"亚相"之称。不过,刘毅不愿屈服于刘裕,对刘裕任扬州刺史、入京辅政、北伐南燕、争取勋业,多加阻挠,并在相关人事安排上角力;刘裕则反对刘毅西征卢循、在其身边安插亲信,在表面"柔顺"的假象下,实际上严厉限制刘毅势力的发展,最终迫使其谋反,并因此遭到镇压。面对北府兵武将势力的兴起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昔日统治者的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刘毅以其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阶层的拥戴,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斗争的时代特征。

“永光顾命集团”与刘宋前废帝初年政局

宋前废帝在位的一年半时间里刘宋政局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激烈的动荡,最后导致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关键性变化。以往学界对这段历史关注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前废帝诛杀执政及其后的残暴统治上,而对于前废帝初年,即顾命大臣执政时期的政局与权力斗争着墨甚少。事实上在前废帝即位初,由刘义恭等顾命大臣与戴法兴等恩倖联合而成的"永光顾命集团"控制了政局,顾命集团企图加强自己的权力却反而陷于孤立,最终被前废帝消灭,政局也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巨变。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刘劭之乱与刘宋政局

刘劭之乱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环环相扣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门士族对皇权的争夺。围绕刘劭之乱,刘宋统治阶层分化严重,其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不断凸显甚至激化。刘劭之乱对刘宋后期政局的演变乃至整个南朝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刘劭之乱的背景与原因、刘劭之乱所导致的刘宋政局之分野及其对刘宋后期政局的影响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该时期的政治。

论萧梁时代特点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萧梁史学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高峰。由于深受其时代的影响,显示出许多不同于他朝的显著特色。但长期以来,史学史的研究者对这一极具特色而又颇堪研究的史学发展时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有感于此,本文着重从分析萧梁时代特点入手,对其史学发展的特点作一番深入详实的探究,并阐述说明其史学在文化百花中独盛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最后指出它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继承前代、导启后世的过渡时期。

论刘裕的成功之道

本文着重分析历史环境造就了刘裕,刘裕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成功地扮演了他的历史角色。文章认为,刘裕是在高门士族彻底腐朽、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作为寒门武将的杰出代表应运而生的。刘裕备不顾身的进取精神、审时度势的敏锐智慧,使他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关键的成功机遇;刘裕严于律己,知人善任,善于识别潜在敌人,使他能恰当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因而能制人而不制于人;刘裕善于隐蔽战略意图,明确打击目标,注意分化瓦解敌方,故而斗争策略深谋周虑。正是这些主观因素保证了刘裕个人事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