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彩礼:男权社会的历史建构与理论解释

在我国,高额彩礼现象日益突出,尤以农村为甚。持续攀升的彩礼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扰乱了农村社会秩序而且败坏了乡村社会风气。至今,学界多从经济收支、社会交换、代际关系等角度阐释高额彩礼现象,鲜有研究成果从文化意义的视角加以解读。文章以彩礼的阶层脱域过程为基础,梳理彩礼抽象系统与彩礼高涨之间的关系,探寻古代传统社会如何用男权文化对彩礼的意涵进行重构并扩大其适用范围,最终导致高额彩礼的发生。文章认为,现今高额彩礼实质上仍是男权社会文化构建的产物,是结婚双方家庭在男权文化他律规则下的自律选择。

基于农村地区的高额彩礼构成形成机制研究——以江西农村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农民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农村地区的彩礼不断高涨。江西地区的农民群众深陷高额彩礼漩涡,“天价彩礼”层出不穷,引发社会各界反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农村地区的彩礼构成主要受思想观念和经济水平这两个核心因素的共同影响,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因素对高额彩礼构成呈正向显著影响,从农村地区居民的思想观念来看,思想观念在经济因素与高额彩礼构成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在此结论的基础上,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治理农村婚嫁彩礼问题,首先要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条件与加强农民生活保障,健全养老、医疗体系等;其次是要大力推动与农村地区相适应的婚礼习俗改革,构建优良社会舆论环境以形成道德新风尚与发挥正确婚姻观的导向作用;最后要不断落实农村地区法制建设,完善相应法律法规。

乡村高额彩礼治理中的新娘主体性与策略选择——基于莆田D村的田野调查

有效治理高额彩礼是乡村移风易俗需解决的问题,有助于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有研究在讨论高额彩礼问题时多强调政府、党员与乡村精英是治理主体,对彩礼利益关联群体的自治作用研究不足。从较少被关注的新娘群体切入,通过分析新娘因高额彩礼导致的双重生活困境来展示其在彩礼博弈过程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新娘非但不是高额彩礼的直接获益者,相反却是隐匿在彩礼利益链条中的间接受害者。在个案村,新娘为避免自己陷入天价彩礼困局,会积极援引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资源进行有韧性的反抗,并将彩礼要价遏制在正常范围内,客观上起到治理当地彩礼异化的作用。

关中农村高额彩礼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关中H村的田野调查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分析关中农村高额彩礼精准具体的形成机制,并借助婚姻市场,婚姻支付等理论,细致分析形成机制中各个原因要素之间的传导关系。研究发现,村落内部的诸多社会化因素和村落外部的社会大背景驱动,再加上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的支付要价博弈,这些都共同导致了当前关中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阈下农村高额彩礼治理模式探赜

针对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首先,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为起点,进一步阐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多角度论证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契合性和内在逻辑。其次,基于多中心视角分析出当前农村高额彩礼的原因在于传统农村家庭解构、社会力量参与尚有不足、农村婚俗经济发展扭曲、法律法规不健全且政府治理职能缺位。最后,提出从重构农村家庭结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引导农村婚俗经济健康发展和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治理职能等构建高额治理框架,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来解决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

乡村婚姻支付的社会交换逻辑——基于豫东F乡高额彩礼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乡村社会因高额彩礼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彩礼表面上是缔结婚姻关系时的婚姻支付行为,实质上隐喻了婚姻关系中的社会交换秩序。基于乡村个案研究,从社会交换视角对彩礼的婚姻支付现象进行剖析。研究发现,高额彩礼的婚姻支付所体现的婚姻交换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会"男女有别"的两性交换秩序通过婚姻支付得以巩固,二是乡村社会"家庭颜面"的地位象征秩序通过婚姻支付得以维系。而交换机制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乡村社会中的性别秩序与地位认知的惯习依然发挥持久的规范力。由于婚姻交换机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以及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性与乡村惯习的延续性之间的不调适性,使得高额婚姻支付现象成为乡村社会问题。

农村高额彩礼的道德治理:理据与路向

农村高额彩礼表现为彩礼名目繁多、价格高昂,不仅给农民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而且有损农村全面建成小康与社会文明和谐,因而必须予以坚决治理。鉴于高额彩礼本质上并非法律层面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因其不具有违法性而陷入“法治失灵”的窘境,因而有必要诉诸道德治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近年来党和国家对道德治理的倚重,为农村高额彩礼的道德治理提供了确切的理论依据与政策依据。农村高额彩礼道德治理的基本路向在于综合运用道德规制、道德教育、道德舆论、道德示范、道德赏罚等多种道德手段,发挥县乡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和道德模范人物的协同作用,构建三元共治新格局。

凉山彝族婚嫁“高额彩礼”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婚嫁彩礼持续走高,特别近10年来,婚嫁彩礼已经变异为“高额彩礼”。课题组自2018年至2022年,以凉山彝族“高额彩礼”为研究对象,探究“高额彩礼”的性质、形成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高额彩礼”阻碍凉山社会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凉山急需进行一场彻底的移风易俗洗礼,使彩礼不再“高额”,让彝族青年走出“婚嫁漩涡”,形成崇尚文明新风、抵制陈规陋习的社会风气,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

关于农村高额彩礼的几点思考

围绕农村目前存在的高额彩礼现状、产生的原因、如何遏制高额彩礼进行论述。针对高额彩礼存在的原因提出遏制的措施。

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高额彩礼的综合治理

婚嫁彩礼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然而,当下彩礼尤其是农村地区高额彩礼早已突破了"礼"的范畴,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治理理论为政府介入高额彩礼的治理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和方法论指导,基层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社会交换视角下农村高额彩礼现象——以安徽省Y乡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不断地提高,相应地农民的消费层次也逐年提升。对安徽省Y乡的调查显示,农村彩礼呈现高额化的趋势,高额彩礼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对农村的文化建设和农民的经济条件及婚姻生活等产生不利影响。在社会交换视角下,从经济因素、性别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重点分析了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成因。彩礼,这一婚俗从古延续至今,以后也必将持续下去,控制愈演愈烈的农村高额彩礼现象并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完善措施至关重要。

家庭帮衬: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

对山东省S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彩礼形式日益多样,且数额在逐年攀升,已超过农民正常家庭年收入的几十倍之多。运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发现家庭帮衬成为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首先,家庭帮衬作为农村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重要价值之一,形塑了婚姻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区域内的通婚场域中,性别失衡所致的位置差与作为象征资本的彩礼转化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其次,彩礼分配维系的社会联结,以及所象征的支配力量,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使家庭帮衬成为彩礼分配的义务性结果,使付出方成为权益方,从而成为高额彩礼形成的重要保障。

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道德治理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当前农村高额彩礼问题严重阻滞了乡风文明建设的发展。开展针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道德治理,有助于培育农民道德观念、建立和谐家庭和邻里关系、树立乡村文明新风尚、推动移风易俗。本文结合当前形势,对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剖析,提出解决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应遵循道德治理的内在要求,通过政府、社会和农民三方合力、协同治理,构建多元治理新格局,探索乡风文明建设道德治理的新路径。

基于Logistic回归分析的城乡高额彩礼研究

以安徽省蚌埠市为调查点,建立相应的抽样框,然后利用内曼最优分配确定各层样本量,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技术抽取样本,最后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处理后运用SA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研究城乡结婚彩礼与哪些因素存在重要联系,进而联系实际对城乡高额彩礼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农村高额彩礼的原因及影响探析——以甘肃省会宁县新添堡回族村为例

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男方给女方的财物。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的彩礼价格飙升,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文章通过对甘肃省会宁县新添堡回族村彩礼价格飙升现象的调查研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高额彩礼治理的路径探析

彩礼作为一种传统习俗产生于周朝的六礼,存在至今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如今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婚嫁彩礼的大幅上涨,诱发农村地区攀比、奢靡、骗婚等不良风气的产生,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成为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绊脚石。这既有宏观经济原因、管理力度原因,也与微观面子问题、代际关系等因素有关。因此,遏制高额彩礼现象,必须从经济入手,繁荣农村经济,打破“越穷越要”的婚姻怪圈;发挥各主体治理职能,形成网格状婚俗治理体系;多层次发挥教育的导向作用,培养村民正确的婚姻观念;强调孝道,重塑农村家庭秩序,以此来改善农村婚俗治理的水平,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基础。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移风易俗和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礼制和伦理为联结机制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已趋于解体,乡村治理的内生机制严重不足,社会秩序塑构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治理难题。农村高额彩礼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乡村社会秩序失范的一个缩影。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更是促进乡村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论文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实践为考察中心,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下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模型,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析农村高额彩礼演进过程中认知锁定的生成机制,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认知锁定的突破路径,以期对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秩序有所启示和借鉴。

对高额彩礼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以庆阳地区为例

彩礼作为我国传统婚嫁礼仪中一种必要的习俗,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依然具有存在的土壤和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彩礼问题更成为了困扰青年男女婚嫁的大难题,并且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我国的婚嫁习俗出发,通过对彩礼的历史由来与现状的阐述,进而着重以甘肃庆阳地区为例,在分析"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及由此带来的隐患的基础上,就如何正确看待及有效疏导"高额彩礼"现象进行思考,给出一定的对策建议。

婚姻要价、代际剥削与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基于对苏北C村的考察

通过对苏北C村的考察,以彩礼的“要价—支付”作为分析框架,可以探究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女方的婚姻要价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基础性条件,男方通过代际剥削完成的婚姻支付是高额彩礼形成的现实性条件;婚姻市场中的男女双方通过婚姻要价和代际剥削共同助推了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高额彩礼导致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失衡,给农村父母晚年生活质量和养老问题带来较大隐患,需要政府规范和引导。

农村高额彩礼现象探析——基于豫西南地区X村的实地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重要议题。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则使得农村天价彩礼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豫南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彩礼现象呈现出名目繁多、各项目花费比例差异较大、金额随时间队列不断上涨且金额远高于农民家庭收入等特点。农村高额彩礼现象与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社会环境及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高额彩礼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家庭内部因素特别是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在确定彩礼金额的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而个人的发展前景以及个人受教育程度则成为衡量彩礼金额的潜在条件。高额彩礼会对男方家庭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家庭中代际经济支持和权利关系下移,父权社会进一步衰落。同时。高额彩礼现象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高额彩礼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高额的彩礼也进一步稳固了"熟人"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