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鲁冲突:对话困境中的裂痕与阻隔

本文认为,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是由于无法实现的对话困境而引起的,这种冲突给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情感震荡和心灵创伤。

重评高鲁冲突

中国新文学史上,曾发生过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并轰动过当时的文坛.它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也有不少人评说过.然而,囿于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条件,对于这场纠纷的评说,一直沿着褒鲁贬高这一条线发展,满足于表面现象的解释,没有深下去研究;材料占有上,只收有利于己的一些零星材料抓来作例,甚至只靠一些“流言”支撑,没有落在实处;是非判定上,完全以当事人一方的言论为准绳,缺乏公允.总之整个研究工作存在着不深、不实、不公的毛病.其结果。

《高鲁冲突》结束一种误读

董大中先生的《高鲁冲突》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在2007年2月出版,承他赠我一册。老董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所研究的重点是高长虹与鲁迅的关系。据我所见,在这方面,他是鲁研界最有成就的一位了。

现代新文学史上一大公案——高鲁冲突

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有澄清的必要。我们从《鲁迅全集》中可以发现,在鲁迅日记中涉及狂飙社人的竟达166处之多,其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就有85处;在鲁迅杂文中提及高长虹的有十余篇,三十余处;还有在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有二十封原信提到高长虹,在鲁迅的其它书信中也有二十多件,或直接或隐晦提到高长虹,或者提到高长虹的狂飙社。足见高长虹在《鲁迅全集》中所占的分量,也显见高长虹对鲁迅生活的影响。

高长虹、鲁迅冲突的前因后果

中国新文学史上,曾发生过高长虹与鲁迅的一场冲突。这桩笔墨官司,轰动过当时的文坛,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它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也有不少人评说过,然而基本态度都是褒鲁贬高的。对此我有一些不同意见,陈述出来,就教于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一高鲁冲突,发生在1926年10月,起因是那桩尽人皆知的“压稿事件”。《莽原》周刊停刊后,1926年1月10日改为《莽原》半月刊,仍由鲁迅编辑。

鲁迅与高长虹冲突琐议

刘心武的一篇告诫青年勿“重蹈高长虹的覆辙”的《长虹的湮灭》引发了王彬彬、董大中等人批评论争文章。①“湮灭”了许久的高长虹,重被人注目,也是件喜剧性的好事。王董二先生的文章都涉及如何看待近70年前高长虹与鲁迅冲突,如何看待高的“湮灭”等问题。董先生更提出对高鲁冲突“应该既‘翻查’《鲁迅全集》,也查一下高长虹的说法,不能再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下去了”。董先生是《高长虹文集》的主持编辑,此话虽不无广告用意之嫌,我还是很赞成他的主张。多年来我自已确是多根据《鲁迅全集》的“一面之词”

新世纪高长虹研究现状及展望

《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了郝雨先生的《以学术的态度求取真实——近年高长虹研究综述》,"综述"了新时期的高长虹研究。现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已过去多半,并且2008年2月是高长虹诞辰110周年的日子,所以有必要对这6年多的高长虹研究进行回顾,以便将来更好地进行研究。在作家研究不再是人们关注重点的21世纪。

《鲁迅与高长虹》读后漫笔

有关高长虹的书和资料,我是格外关注的,可是,董大中先生著的《鲁迅与高长虹》于六年前(即1999年)已出版,孤陋寡闻的我,却是在最近才看到。那是在今年炎夏的一天,我由阳泉专程赴太原拜访他。虽然是初次晤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易近人,谦和直爽,没有半点俗套,好像我是他的老朋友,相谈融洽,使我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临别董先生亲手题字,馈赠我一本《鲁迅与高长虹》。虽然是第一次造访,但我对董先生心仪已久。他是山西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是赵树理研究的专家。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努力,偕同有关同志使赵树理研究不仅由山西推向全国,而且推向了世界。因而,赵树理研究的成果。

回望“长虹”

一"从来如此,便对么?"对于历史人物,能引起后人研究兴趣的,我看至少有三点:一是要看他在历史的进程中担当过什么角色;二是要看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过些什么;三还要看他给后人留下些什么。从这三个方面看,高长虹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