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健康迁移到健康损耗——高龄农民工健康状况研究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对“高龄”农民工^((1))的自评健康状况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时间小于1年的高龄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城镇同龄劳动人口;随着流动时间延长,健康优势有所损耗,但存在波动情况;直至流动时间为10年及以上时,高龄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差于城镇同龄劳动人口。高龄农民工的自评健康状况受年龄、流动时间、输出地、输入地困难情况、医保参与状况、社会歧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为此,应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便利性,满足其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促进有落户意愿的高龄农民工有序落户,并畅通流动机制;开展社会活动,促进社会融合,保障他们的健康。

劳动权益保障、政府信任与高龄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基于调研数据,本文考察了劳动权益保障对高龄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工资拖欠、工伤纠纷、劳动合同纠纷等劳动权益受损事件均会显著影响高龄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对劳动权益纠纷解决过程的进一步考察发现:第一,劳动权益受损事件发生后,当高龄农民工对维权过程解决较为满意时,其城市融合程度显著高于没有发生过劳动权益纠纷者;第二,政府部门主导解决劳动权益纠纷对高龄农民工城市融合具有一定的“放大效应”。当高龄农民工对维权解决过程满意时,解决过程中的政府干预会显著提高其城市融合程度;当其对维权解决过程不满意时,解决过程中的政府干预反而使其城市融合程度下降的幅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应健全源头预防,杜绝劳动权益纠纷事件发生;建立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协调机制;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属地监管、多部门协同,发挥政府在高龄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高龄农民工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得高龄农民工占比逐年增长。当代的高龄农民工作为第一批进城务工人员,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城市的建设中,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他们的发展受限,同时面临着多重困境。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与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城市里的住房环境恶劣,被就业市场排斥在外。为缓解高龄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可以通过鼓励高龄农民工群体返乡就业,改革高龄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险制度,提高对高龄农民工的兜底保障水平,提升高龄农民工参保意识,帮助高龄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让高龄农民工对城市有归属感,度过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

让有就业意愿的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为、更有保障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上一代进城的劳动者正在接近退休年龄,他们就业的建筑、制造、家政等行业仍有较大用工需求,不少农民工也有就业意愿,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出台也为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为提供了政策安排。但与此同时,这部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龄农民工,还面临着保障不足、有就业诉求但就业质量不高、部分农民工存在生活困难等问题。要站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高度,充分考虑农民工问题特别是高龄农民工问题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解决高龄农民工就业和权益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让有就业意愿的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为、干得更安心、更有保障。

城乡融合发展与高龄农民工“返县就业”——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城乡融合与县域经济的发展,许多被大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高龄农民工并没有直接返乡,而是选择“返县就业”。从家庭策略视角出发,高龄农民工“返县就业”一方面体现为一种以“进城”为取向的流动经济策略,通过继续在县城务工,帮助子代家庭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种以“返乡”为取向的生存经济策略,通过县域内城乡双向流动,保持与乡村的社会经济关联,为自己返乡养老和子代城镇化失败保留人生退路。通过这种方式,高龄农民工创造性地将城与乡的结构性制约力量,转化为一种服务于家庭发展策略的能动性资源,在避免大规模失业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高龄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及其社会支持机制

农民工因迁移造成的空间场域转换、社会适应难、经济地位低等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社会支持已被证实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据此,本文研究社会支持对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量"的特征对心理健康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质"的特征则显著促进心理健康并有明显的调节作用,高龄农民工心理健康差于中青年农民工,但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高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负担;此外,在高龄农民工内部,跨省农民工心理状况劣于省内流动者,而感知城市户籍人口支持减缓了跨省流动者的心理压力。

新常态下高龄农民工问题及浅析

近来,中国高龄农民工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随着高龄农民工数量的逐年增加,他们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现在众多学者对高龄农民工的研究大体是集中于高龄农民工将来的养老问题上,而笔者通过对高龄农民工总量、流向、工作、收入、健康、保障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从而缓解高龄农民工的困境。

高龄农民工养老津贴制度探析

多方面的因素导致高龄农民工面临严峻的养老问题,建立普惠型的养老津贴制度是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的重要举措。文章分析了高龄农民工养老现状及实施养老津贴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借助扩展线性支出模型,以低标准生活支出水平构建高龄农民工养老津贴模型,测算了养老津贴的相对标准并分析了财政负担状况。在分析实施养老津贴可能面临的阻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确定养老津贴对象和标准、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搭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转移支付及结算信息平台以及推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建议。

互助养老——高龄农民工返乡养老新途径

高龄农民工因身体、年龄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返乡养老成为众多高龄农民工的必然选择。但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土地保障功能降低,老龄农民工的个人养老能力不足,文章基于此提出以"互助养老"应对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危机,分析其必要性,并提出在农村实施"互助养老"的各项支持政策,以期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促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落后地区农村非失地高龄农民养老收入来源探析——以甘肃省东部T村为例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的数量急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养老问题的关键在于养老收入的充裕,从养老收入的来源入手,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措施,以助力于养老问题的解决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的法治忧思

高龄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但是相较于新一代农民工,其养老问题存在更多困境。限于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欠缺,使得高龄农民工缺乏就业市场中积极的竞争力;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也严重影响了其养老问题的解决。合理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应该打破农民身份的制度壁垒;实行普及性的全民养老;强化《劳动合同法》对高龄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积极保护,同时要不断加强对高龄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培养,使得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云南省高龄农民工生存现状研究

云南省高龄农民工群体规模较大,从高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从事的工种、子女就业、精神生活等方面剖析其生存发展现状,发现这一群体存在收入增长空间受限、抗风险能力低、消费匮乏、家庭负担沉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等困境。这就需要政府给予这一群体更多关注,及时弥补政策缺陷,改善其生存现状。

云南省高龄农民工社会支持现状研究

高龄农民工群体是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通过定量研究,发现云南省高龄农民工能主动争取到的社会支持极其有限,获得的社会支持较低。不同的年龄段、受教育水平、务工年限、收入水平的高龄农民工,社会支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通过挖掘客观支持系统的潜能,响应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等途径提高高龄农民工的社会支持,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高龄农民工养老现状及破解路径的实证研究

我国已步入老龄化阶段,高龄农民工群体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群体,其相关养老问题尤为突出。文章利用调查问卷及实地走访的形式对西安市周边部分地区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进行调研,探讨了其家庭背景、劳动收入及养老认知等方面的问题,研究了我国现行相关政策,提出了优化高龄农民工养老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积极老龄化框架下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与制度破解

当前,我国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老龄社会的治理能力不足问题凸显,特别是高龄农民工的养老困境亟待破解。根据积极老龄化框架对高龄农民工生存现状及养老困境进行分析发现:(1)高龄农民工身体健康方面困境表现为缺乏健康管理、慢性病高发,以及心理健康方面代际回馈断裂,缺少心理关怀的问题正成为降低其老年生活质量的主要动因;(2)高龄农民工政治参与融入难、社会参与精力少、文化参与层次低是其参与能力和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3)高龄农民工保障主要有制度性保障不健全和机制性保障不完善,以及养老保障性别和城乡差异等问题长期存在。因此,为破解高龄农民工养老难题,采用积极老龄化分析框架,从高龄农民工现状、困境与需求着手,关注高龄农民工身心健康,促进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参与,提出健全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缩小性别及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差距,改革和完善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和管理体制等政策建议。

高龄农民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吗?——基于河南省农户的调查

基于河南省2107份农户调查问卷,利用多元排序选择模型中的有序模型,实证检验高龄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当前高龄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意愿水平较低,但退出土地经营权意愿水平较高;经济发展富裕程度深刻影响着高龄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退出意愿;年龄、家庭成员是否转移到城市定居就业、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为兼业型务农、非农收入比重是否高过农业收入比重、预期是否有足够的退出补偿收益、预期是否有比较完备的退出后养老与医疗等政策保障、土地是否存在撂荒或应付型耕种现象、承受繁重体力劳动等务农压力的程度等因素对高龄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意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对农业生产补贴收益高低的满意度、是否存在退出后生计与就业压力、退出后预期未来政策是否变化、是否对土地高度依赖眷恋等因素对高龄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意愿具有负向作用。在政策选择上,政府应以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建立农村离农保障基金,提升高龄农民退地补偿收益水平和生计保障水平,同时鼓励高龄农民以土地托管新模式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脱离。

福利多元理论视角下高龄农民工养老困境及治理对策研究——基于郑州市实证分析

"高龄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典型的代表,也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双重转型下的特殊产物。当前,高龄农民工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却面临着代际反哺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双重压力。如何使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家庭的和谐,同时也体现着一国的文明程度。因此,文章运用福利多元理论,从养老供需角度对郑州市高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发现高龄农民工尚未退出劳动力市场,工资整体收入较低同时用于养老的可支配收入不足,而养老资源如机构、社区、居家养老供给不足或是不匹配,结构失衡现象较为严重。基于此,文章从推进制度建设、健全服务体系、增加供给水平、推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四方面,提出改善高龄农民工养老现状的对策。

高龄农民工生存困境及对策分析

本文通过调研分析发现,高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普遍面临劳动强度高、待遇差、合法权益受损、社会保障不足等诸多问题。而返乡后的发展也存在抗风险能力不足、生活水平低、精神生活空虚等困难,这些现象的存在除了经济原因,更多的是现有制度的不健全和对高龄农民工的忽略。要解决高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政府需要完善现有政策,建立真正覆盖高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企业的管理,保证在岗高龄农民工的生存质量,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动农村老年服务业的发展,确保高龄农民工返乡以后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空间。

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研究

农民工养老现有三个基本途径:自我养老、家庭养老以及社会养老。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高龄农民工面临着养老的急切性压力。高龄农民工受到职业病与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的影响,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模式出现共性问题。而高龄农民工普遍被劳动保障制度排挤在外,本文从农民工养老的三个基本途径出发,对高龄农民工养老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险困境及对策

近年来高龄农民工比重增大,学界主张构建底线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忽视了长期制度建设过程中高龄农民工向原用人单位追缴养老保险可行性小、单独缴纳养老保险的经济可承受能力低等问题。据此提出建议:应由政府采取“补缺”措施,为高龄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障;落实养老保险政策宣传,让部分不识字、不上网的高龄农民工了解养老保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