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与悲剧——论《阿Q正传》的连环画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自发表以来,先后被改编成10余种版本连环画。小说原著主要由阿Q的生活片段连缀而成,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前后的中心线索,这对于以故事性和通俗化见长的连环画而言,既增加了改编的难度,也带来了一定的开放性。不同时代语境下的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按照生活经验和艺术规律进行了再创造,用不同的艺术方式以图释文,为沉默的国民塑形,再现了旧中国底层民众不幸与不争的悲剧,描绘了旧时代沉滞的乡村图景,对于原著的大众传播和经典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祝福》百年:互动仪式链的断裂与祥林嫂的魂灵三问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发表至今已经百年。百年来,对《祝福》的主流分析和解读,多从旧礼教、封建迷信对祥林嫂的迫害这一角度入手,本文则尝试对《祝福》做出另外一种分析:祥林嫂并不是死于代表旧礼教的鲁四老爷或传播迷信的柳妈等任何具体的人,而是死于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al ritual chains)的断裂。祥林嫂第二次成为寡妇,回到鲁镇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她的互动仪式链的断裂,而她之所以会提出“魂灵三问”,就是因为互动仪式链的断裂直接导致了她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的解体。此外,通过对“祝福”和“祥林”的解读,可以发现这几个字在小说中具有特别的含义。

“中间物”思想下鲁迅先生直译策略研究——以果戈理《死魂灵》的中译为例

鲁迅先生是民国时期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先生不仅是文学家,其作为翻译家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也曾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提出的直译策略,开创了中国翻译界的先河。本文借助鲁迅先生提出的“中间物”思想,以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的中译为例,研究鲁迅先生直译策略的历史性和深远意义。

从魂灵之问中探索鲁迅精神疗救的药方

祥林嫂关于“魂灵有无”的提问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充分表现了民众思想上的病态与迷惘。鲁迅关注到生存意义的缺失导致了人民产生了对灵魂以及未知世界的超常焦虑,并给出了疗救的方法。通过探索这个生存难题,挖掘问题答案,可以一窥鲁迅辩证的思维,感受其矛盾的心理,体悟其疗救的精神,为读者走近鲁迅、回归鲁迅提供一条途径。

书写创伤,疗愈灵魂:杰丝米妮·瓦德的非裔文化创伤书写——以《唱吧!未安葬的魂灵》为例

杰丝米妮·瓦德撰作的《唱吧!未安葬的魂灵》是一部以帕奇曼监狱为题材的创伤小说。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唱吧!未安葬的魂灵》借助历史著作《比奴隶制更糟》展开文学想象,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书写美国非裔文化创伤,并通过鬼魂归家的魔幻情节表达疗愈文化创伤的愿望。这部小说采用了鬼魂叙事与多视角叙事等策略,其叙事与《宠儿》一脉相承。瓦德成功完成了非裔文化创伤的建构,其叙事具有现实关怀,具有社会批判功能、文化身份建构功能和创伤疗愈功能。

《死魂灵》中俄语比喻的汉译分析

比喻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是俄国文学大师们青睐的修辞手段,新奇独特的比喻更是作者语言风格和创作风格的重要组成元素。果戈理在长诗《死魂灵》中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扩展比喻。文章对果戈理《死魂灵》原本和满涛、许庆道合译的译本(2017版)中的比喻原文和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探索俄语比喻辞格的汉译方法与技巧。

鲁迅与果戈理的《死魂灵》

鲁迅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果戈理即已进入他的艺术视野。不独鲁迅的创作深受果戈理之影响,而且在他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中经常引用果戈理,并致力于翻译果戈理。他以中国没有《死魂灵》译本为耻,在晚年以健康与生命为代价译成此书,成就了"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他之所以如是为之,不仅因该作巨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更因鲁迅认为它对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作为中国人认识自己社会的参照。鲁迅还高度重视《死魂灵》的插图,为搜求各种插图而不遗余力,并自费出版了《死魂灵百图》。鲁迅认为这些插图能使中国读者更明白19世纪上半俄国社会情形,又可给中国的插画家提供借鉴。《死魂灵》中译本与《死魂灵百图》均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珍品。

《死魂灵》的体裁问题探源

《死魂灵》的作者能够把属于不同体裁的表现手法和谐地融合在同一文本之中,并称其为"长诗",曾在当时的评论界引起一场持久的激烈论争。为什么果戈理选择这样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艺术世界?抒情和叙事因素在作品中是如何巧妙结合的?在这个确定体裁的过程中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为人知的秘密,也体现果戈理的匠心独具之处。同时,作者在确定体裁问题上有过的犹豫不决也暗含着日后深刻的精神危机。

死魂灵求仕的血泪文章——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

蒲松龄创造了死魂灵求仕的文学格式,以冥界为主、以仙乡、妖域为辅,将日常取士现象加以想象性升华。设幻为文,死魂灵为功名滞世,鬼王割书生髀肉,鬼僧以鼻嗅文,阴司名士厉鬼报仇….鬼影憧憧,怪诞不情。它们对现实中取士制的凸现,却比任何照相式实录刻骨而尽相,蒲松龄烛及了前辈作家才能未能触及的角落,是对古代小说的重要贡献。

从《狄康卡近乡夜话》到《死魂灵》——论果戈理作品中“人民性”的演化与深入

文艺的人民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关注民间文艺,到19世纪中期鼓励工人阶级的诗歌,再到列宁在20世纪初明确提出"艺术属于人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欧洲进步文艺观念发展的基础上把文艺的人民性思想提升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人民性原则不仅是一个思想立场的原则,还体现为对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文艺载体新技术发展趋势的特别关注。在世界进步文艺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以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文学家对人民性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又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强调文艺要关注人民的解放;果戈理把人民性更进一步地与文化的民族特色之艺术表达紧密相连;涅克拉索夫直接赋予了诗歌创作为人民首先是为苦难农民代言的神圣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文学家要像普希金那样与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列夫·托尔斯泰身体力行地书写宏大的人民历史的文学主题;契诃夫呼应托尔斯泰等前辈的人民性思想传统,力求扩展人民概念的内涵,争取广泛阶层的文化民主权利。俄国经典作家在文学人民性思想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深化了人民性的思想内蕴,从而成为列宁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当代,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民性思想,重温世界进步文学思想的人民性传统,努力做到文艺家和文艺批评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要求。

鲁迅译《死魂灵》述略

一 鲁迅晚年多写“杂文”，小说创作很少，几乎没有大作品，因此招来议论纷纷。有人为他惋惜，不写长篇小说，却写杂文或翻译些估屈聱牙的苏联文艺理论，是浪费才能。他本人则认为杂文贴近社会，批评人生，能立即起到作用，自有其价值。至于翻译，他也不赞成“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而主张尽可能多地翻译外国作品，给中国的创作者提供丰富营养。

教育 生存 腐败——果戈理《死魂灵》中三大社会问题的现代意义阐释

从小说《死魂灵》的文本出发,以洛特曼提出的文本观照现实的认知模式,分析文本中出现的教育、生存、腐败三大社会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从而探寻小说的现实意义。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魂灵托梦现象

古代文学作品中,魂灵托梦现象频频出现,故事俯拾即是,透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文化心理的不同,决定了魂灵托梦故事的文化层面,作家利用虚幻的艺术手法,以魂灵托梦形式抨击社会上的丑恶,赞扬人间的善美,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追寻魂灵——一则读书笔记

追寻魂灵,是当代文学的主题之一。乔典运的《村魂》揭示了朴实村魂失落的悲凉与无奈;矫健的《河魂》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民风、传统美德与政治风云之间一言难尽的微妙关系,呼唤敬畏传统精神;邓贤的《大国之魂》则在渲染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拼命激情的同时也暴露了封建阴魂的根深蒂固。此外,贾平凹、迟子建、韩少功等对于灵魂、泛神论的叩问也在探讨神秘文化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些作品昭示了当代神秘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一面追问民族精神的坎坷命运,一面猜想民间信仰的玄秘幽深。

《死魂灵》中的五种地主形象及其与乞乞科夫形象的比较分析

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被公认为"自然派"的奠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官员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的经历和过程,刻画了俄国地主的五种性格、五个形象以及乞乞科夫的形象,从而深刻揭露了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果戈理与《死魂灵》的艺术特色

今年是俄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尼古拉，瓦希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诞辰二百周年。鲁迅说果戈理是“写实派的开山祖师”。别林斯基称果戈理的创作为“含泪的微笑”，从而揭示出果戈理喜剧风格所蕴含的悲剧力量。天才的果戈理正是为了填补俄罗斯散文体叙事文学里留下的一个明显真空，

“含泪的笑”——《死魂灵》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比较

《死魂灵》与《儒林外史》同是讽刺艺术的典范之作 ,“含泪的笑”是这两部作品共同的讽刺风格。但是由于作家的个性、气质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他们运用的讽刺手法又各具特色。

语言的自新与翻译的政治——以鲁迅《死魂灵》的翻译为中心

《死魂灵》作为鲁迅晚期翻译实践的代表作品,其译笔的语言风格表现出强烈的＂鲁迅风＂,＂硬译＂色彩则有所淡化。本文即试图通过几个译本的比较,探讨鲁迅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并揭示鲁迅是如何在翻译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将翻译在语言形式上的革新诉求与具有政治功利性的社会改造行为相统一起来的。

论《死魂灵》第二部失败的原因

果戈理的《死魂灵》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经典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作家却亲手销毁了《死魂灵》的第二部手稿。从题材、构思、创作目的等角度,可以看到第二部没有成功付梓实属必然:首先,在一个丑恶的世界里,很难构造一座人间的天堂;其次,一群丑陋的灵魂,很难展现其灵魂的光明面;再次,作家急于实践他的宗教救世思想,所以在内心描写方面显得单薄。这些因素为《死魂灵》第二部的创作带来了无以挽回的灾难。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民族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铸就了民族法律文化的魂灵,而民族文化和民族法律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民族性格。西方法律文化创造了西方制度文明,但其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虽然必要,但也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否则只会"南橘北枳"。几十年社会主义法制实践证明,刚硬、冷峻的法律实际上饱含人类的悲悯之情,法律的魂灵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失落的魂灵,社会主义法治才会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