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基于时代背景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特点探析

魏晋南北朝历时约400年,一直处于国家分裂和政局动荡状态,如春秋战国般没有绝对强权的统治,但虽为乱世思想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第二次思想升华的伟大时代,文学创作空前活跃,文学走上了独立自觉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学冲破儒家“诗教”束缚而独立,与史学和哲学有了明显的分工;思辨批判性彰显;玄学气息浓郁,推崇和发扬了道教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诗、赋、散文和民歌等各种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舞台。

道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研究文学就需要与特定的因素相结合，在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各种因素中，时代背景的决定性影响无疑是文学特性的重要方面，对于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进度、文学形式、文学主旨等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从文学的整体入手，选取道教形成发展阶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状况，继而分析该时期道教发展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的理解文学的时代特性，解读文学与道教的关系。

文化涵化中的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由地域性转向整体性的重要历史时期。曹魏至晋音乐文化的胡汉、南北涵化即推动了文化变迁，北魏汉化和南朝边塞诗等也多得力于异质文化，北朝文人模仿、学习南朝文学，由南入北的文人也因文化环境改变而诗风箫瑟沉郁，主题相对集中。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比起前代文学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中,都已出现了若干正面表现商人的作品,表现了商人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恐惧和梦想;这类作品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增加,其表现范围也比前代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相当多的方面,已开了后代文学的先河。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描述、歌颂游侠形象,开掘、赞美任侠精神,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传统文学主题。这个传统文学主题的创立、扩展,既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又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关联,适应了寒士阶层的历史性斗争的需要。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

本文对建国以来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中的某些观念提出了批评,不同意把“现实主义”作为评判我国古代文学思想价值的圭臬,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加强是最引人瞩目的。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因而,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文学与哲理的结合;致力于美的创造;在创作中强化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

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描述、歌颂游侠形象，开掘、赞美任侠精神，是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这个传统文学主题的创立、扩展，既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又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关联，适应了寒士阶层的历史性斗争需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个性”和“情”

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终于进入到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章培恒先生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加强是最引人瞩目的。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的新的认识和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个人欲望的肯定。因而呈现了若干新的特色”。我赞成这一观点。首先,魏晋南北朝(以下简称六朝)的文学作品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了作家对人的个性的尊重,赋予表现的对象以较强的自我意识。六朝三百六十年间的文人、作家,都敢于并且善于标榜和张扬自己独特的——狂放或怪诞、清高或倨傲等形形色色的个性,这就有嵇康的“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陶渊明“违己讵非迷”的倔强之词;这就有《世说新语》中《豪爽》、《任诞》、《简傲》、《排调》、《忿捐》等篇,记载的各种趣人趣事或怪人怪事。隋朝的李谔与王通,曾把六朝相继复亡的责任。

言意之辨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维理论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文学史家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进程中是很值得重视和反思的。所谓“自觉”,就是说人们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入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批评水平的提高和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都是自觉时代的标志。这一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道教

道教确立于东汉末（以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为标志）,自东汉末至六朝,是道教由兴起到初步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几个大的道派先后形成,其中天师道、神仙丹鼎道、上清茅山宗等道派均与文学有较大关系。限于篇幅。

论蓬莱仙话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蓬莱神话系统自它萌生之日起就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十分兴盛,志怪小说、游仙诗和辞赋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皆受其泽溉。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对蓬莱仙话的专门记述,蓬莱仙人安期生是其中个性独特的形象;游仙诗也因借蓬莱仙话,曹操、曹植、郭璞等作家或者以之为典实,作全诗之一瓦,或者侈写蓬莱之仙界,为列仙之佐证,或者借神仙意趣,抒发不平之胸怀,增加了诗歌独特的具象性和神异性;在辞赋创作中,傅玄《枣赋》把仙境物品作为独立铺写的对象,更多的作家是借助蓬莱典实,写景状物,表情达意,使蓬莱仙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特殊的表意功能和审美价值。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本刊去年第一期发表了章培恒同志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关报刊或全文转载、或刊登摘要,给予热情的报导。与此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刘世南同志不同意该文观点的来稿。我们认为,不同观点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这也正是本刊所一贯坚持的方针,而且,他们的意见分歧,不仅仅表现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上,还涉及到诸如究竟应该以什么标准来评价文学,如何看待我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等一些重大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深入开展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欢迎同志们积极参加“争鸣”。

概论魏晋南北朝文学

持续三百六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尖锐,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不断地争权夺势,自相残杀,致使封建王朝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这种始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局面(唯西晋时期曾有短暂的统一),直到隋文帝灭陈才告终结。可是,在先秦,两汉文学的深厚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作品,而且也产生了象刘勰、钟嵘那样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不仅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而且有赋、骈文、小说等多种体裁的长足进步。无怪乎文学史家将魏晋南北朝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了。探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注意如下三方面的历史事实: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琐议

近些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局面。许多同志在这个曾经被蔑视、歧视、轻视的文学领域里,勇敢探索,从事着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数量可观而又值得称道的论著。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六朝文论研究出现了热潮。长期受到冷遇的某些六朝作家,也得到应有的肯定性评价。被斥之为“色情文学”的齐梁宫体诗,也有论者敢于公正地替它说几句话了。(当年,胡念贻同志不是因为写了关于如何评价宫体诗的文章,而遭到口诛笔伐的厄运的吗?)令人高兴的是,今天在这个领域里潜心研究、勤奋著述的,既有久负盛名饮誉中外的老一辈专家,也有历经坎坷自强不息的中年学者,还有脱颖而出风华正茂的研究生。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浪漫主义有继承(如浪漫主义精神),有发展(如某些浪漫主义手法),也有扬弃(如“夸诞”),从而形成了自己一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而这种“同”和“异”又自有其社会原因、思想原因和文学意识方面的原因。

自由与禁锢——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女性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在当时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展示出新的亮点,女性意识作为关注人本身和反映人性真实的一个方面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但这种展现或多或少地受到各个方面的羁绊或压力,从而使女性意识显示出自由与禁锢并存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续)

谢灵运以其模山范水的大量山水诗作完成了由东晋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鲍照的创作为边塞诗和七言乐府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南朝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勃兴的历史时期。而魏晋与北朝的民歌、小说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文学举要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整体风貌,可分为两个时期来考察,第一个时期是魏和西晋文学,第二个时期是东晋和南北朝文学。魏和西晋文学经过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四个不同的阶段。众所周知,建安文学不限于建安(196—219)年间,而特指汉末魏初时的文学。建安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主要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他们以五言诗取代了两汉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辞赋,开拓出一个诗歌繁荣、群星灿烂的新局面。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无疑是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人物,作为诗人,他又确实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杰出人物。曹诗共二十余首,全是乐府诗,借乐府旧题反映汉末动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的《薤露行》、《蒿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