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情感化与魏晋诗学中的“物感”说

在魏晋时期的诗文中,时间成了情感抒发的一个重要题旨,两者的紧密关联构成了诗人体验现实存在的感性形式。而诗人文论家在讨论"物感"时多从四时(时间)着眼,因此,这里所"感"的实际上是事物的变化,也就是时间。诗学中的"物感"说不仅仅是诗文创作的源泉论,它的成熟可以归因于时间意识的高度自觉,着眼于时间体验的情感化。或者说,魏晋时期的时间迁逝感是"物感"说得以确立发展的一个动力性因素,同时也是其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玄学性情论与魏晋诗学之关系

玄学"性情论"以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生命情怀、儒家和道家融合的思想属性,对魏晋诗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哲学本体上,情生于性,性显于情,二者皆以自然为本体;追求生命关怀、审美情调与道德关怀、伦理秩序的契合,是玄学性情论的基本特点。这不仅影响了创作主体本性自然的理想人格建构,形成了优游于自然与名教之中、追求有限自由的审美化人格境界,而且直接决定了魏晋诗学以自然为生成本原、以性情为表现核心的审美形态的形成;追求以自然性情为审美形态与以儒家思想为审美内质的契合是诗学性情论的基本特点。玄学性情论既汲取先秦的性情理论,融合儒道,又扬弃了性善性恶的边见、情感礼教的冲突,而回归性情的本体研究。

论魏晋诗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嬗变

魏晋诗学的理论体系,既立足于传统的历时性联结,也立足于时代的共时性建构。其理论核心是"本同—末异",审美形态是"缘情—绮靡",接受方式是"得意—忘象"。如果从理论形态上划分,魏晋诗学又可以分为儒家诗学、玄学诗学和佛教诗学,而且各理论形态之间互相渗透,多元并存。其中建安从儒道并存转向儒家诗学;正始从儒家诗学转向玄学诗学;西晋从玄学诗学复归儒家诗学,再发展为儒玄并存;东晋又从玄学诗学逐渐向玄释圆融、佛教诗学转化,这是魏晋诗学的基本嬗变轨迹。

略论魏晋诗学的复杂性及其历史动因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堪,文学创作繁荣,诗歌风格多样,文化思想丰厚且频繁更迭,经历了数次转型,最终形成的诗歌体系无疑是复杂的,意义尤其深远。魏晋诗学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诗学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诗学思想嬗变的复杂性上,种种复杂性注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

论魏晋经学与审美范式的关系

经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某些相对稳定的理论范式,并影响于魏晋诗学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审美范式。以文德、文气说为核心的创作主体论,以缘情、言志为核心的诗歌本体论,以言意、微言为核心的意义表达论,以典雅、绮靡为核心的美感风格论等审美范式的形成,不仅覆盖了诗歌审美范式的基本层面,而且每一层面的审美范式又呈现出因革并存的特点——既与传统的经学思想密切关联,又有鲜明的文学自觉的时代特点。深入论述二者的联系与超越,可以揭示经学对魏晋诗学审美范式形成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审美范式内涵多元的特点,从而彰显魏晋诗学审美范式在诗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

论经学与诗性思维的关系

经学属于广义的哲学和史学范畴,在理论形态上具有"诗性智慧"和"玄学智慧"的双重特点。魏晋是一个浓于诗情且又哲学发达的时代,诗性与哲思的二元统一是魏晋诗学的基本特点。魏晋经学与诗学所包含的诗性自然的生命意识、诗性哲学的玄学思维以及诗性历史的史学观念,都呈现出"诗性"与"玄学"二元统一的关系。哲学和史学的诗性化与魏晋诗学的哲理化,使经学与诗学在诗性思维上构成了互证生生的内在关系。经学与诗性思维关系研究,是魏晋诗学的审美范式和话语方式展开的理论前提,也是重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一个基本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