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隋唐时期针灸学的显著发展

魏晋隋唐时期是针灸学迅速发展,成就斐然的承前启后重要时期。该文全面且细致地考察了这一时期针灸理论学术、临床应用、教育与传播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提炼出其五个主要特点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的问世、重视灸法的研究和应用、明堂图的多次修订与完善、学校式针灸教育的兴起、针灸对外传播的发展与繁荣,并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在以上五个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与突出成就。

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的交互影响及其意义——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

在魏晋隋唐时期,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往来频繁,在文化上日益互相影响。民族间冲突、对抗、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道德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道德既保留着本民族特性的一面,又表现出相互吸收、彼此接纳和认同的一面,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观念。魏晋隋唐时期民族间不同的习俗及道德,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

试述魏晋隋唐时期的“那罗延”信仰

那罗延,在早期印度神话体系中是原人那罗之子,在后来的婆罗门教,特别是毗湿奴派的文献中,日益将那罗延与毗湿奴——黑天完全等同起来。佛教兴起以后,原为婆罗门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即那罗延,被“收编”为佛教的护法神,在汉译佛经中那罗延还被意译为“金刚力士”或“钩锁力士”,并被用于佛或菩萨的名号。魏晋隋唐时期中土流传着那罗延信仰,希冀获得那罗延神力、对那罗延身的向往、修持那罗延秘法、以那罗延为法名、朝觐那罗延窟圣迹、造像等是当时最主要的信仰形式。

魏晋隋唐文士佛学修养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多喜与名僧交好,兼修内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王公贵族、文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

佛教影响下的魏晋隋唐本土动物变形故事的新变

魏晋及至隋唐,佛教宣教故事借助于本土动物故事,将因果报应、轮回转生观念逐步渗入其中,使得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出现了新变。在原生故事注重祖先崇拜、强调变形化生的基础上,因果报应观念成为人与动物互相变化的重要原因,轮回转生更加强化了此类变形。同时,动物意象群和动物王国开始被建构,海外大物故事进一步发展,源于域外文化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变形故事也逐渐受到普遍接受。本土动物变形故事在佛教影响下呈现出更加人情化的一面。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的佛教信仰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百姓阶层形成了有中土特色的佛教信仰,各地普遍建立寺院、石窟等物质化的佛教道场,民间各种佛事活动也蓬勃展开,甚至表现出极端的宗教狂热。中国佛教文化至此走向了大众化、世俗化。

西子的经典形象与祓禊之俗及魏晋隋唐的女性观

正所谓“食色性也”,文学作为人的思想感情的诉求,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异性。由于创作主体绝大多数是男性,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出现的频率更高。至于如何描绘,则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并常常从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中汲取灵感。西施的经典形象——“浣纱女”和“采莲人”形成于魏晋隋唐之际,并出现不少其香魂与人间男子欢爱的传说,就是一个显例。

魏晋隋唐时期河西地区连枷和木杈演变述论

甘肃魏晋唐墓壁画中有58幅与农业耕作相关的壁画,保存了一些曹魏至西晋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其中9幅壁画描绘了连枷和木杈等粮食脱粒、扬场工具。根据河西魏晋墓画像砖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图像,分析了魏晋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连枷和木杈的演变。

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史略

魏晋隋唐方志处于中国方志发展的初级阶段,对它的研究从元末明初的辑佚至今逐渐扩大至目录、校勘、版本、考据等多方面。当中历经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几大阶段,至21世纪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学术视野更开阔、研究角度渐多。但就研究现状看,尚存在成果多而零散、重复性研究较多、对经典成果过度依赖、缺乏对材料挖掘利用的问题,研究尚有较大空间。

魏晋隋唐时期的屯田思想

魏晋隋唐时期的屯田在历史上久负盛名,中国古代的屯田思想也因此在这一阶段得以完善。该时期的屯田思想主要是在对前代屯田思想总结基础之上的创新,其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内轻外重;因水置屯;强化管理;畜力保护与工具革新;以军事、保民为目的。这些屯田思想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对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诸葛亮祭祀所见魏晋隋唐制祀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先贤大抵视为纸上空文。陈寅恪先生早年曾指出,'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学术界的研究业已证明陈氏卓见。实际上礼制在社会层面多有运作,只不过因时因人而有调整、变异,譬如汉末以来,官方对礼制的实践就存在两种态度,一是主张依典而行,二是强调缘情而定,其结果自然有别。此外,也不能忽视民间百姓的礼俗活动对礼制文化的影响。本文拟通过诸葛亮身后祭祀等问题的讨论,探究魏晋隋唐制祀的某些变化,以求教于方家。

论魏晋隋唐方志外延——以方志的著录为中心

魏晋隋唐方志的兴起与发展对后世方志的定型、完备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明确魏晋隋唐方志外延是研究该段方志的难点。通过《续修四库全书》"方志部"著录之书倒推其在前代目录的著录,描写出方志类目的历史发展轨迹,其次结合"方志"语义及方志内涵,将尚存争议的方志种类与《续四库》"方志部"方志在历代目录的著录情况进行对比。推知魏晋隋唐方志包括各级行政区综合志及不以官府修志通用名目命名而记述一地综合情况的志书,如区域图经、区域地记(《国史经籍志》史部地理类"郡邑"中的区域地记、"蛮夷"类中今属中国行政区划的区域地记及《华阳国志》);不包括全国性地理总志、专志、域外地理书或区域文学作品。

魏晋隋唐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

纵观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中国的魏晋隋唐时期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诸多艺术家的绘画作品都以女性形象为载体。就魏晋隋唐的人物画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而言,它们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同样注重女性形体的表现与画面传递的内心情感。画面都有女性形象的表现、形体结构的变化及传递出画家表达的背景内涵与画面的故事性,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

陈寅恪的“体、用”观与其魏晋隋唐史研究

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之言,为学人熟知,理解各有不同,但其实反映了他对中外文化交流,抱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处“西学”亦指“虏学”)的基本态度。由此立场出发,陈以魏晋、隋唐史为专攻,希图以史为鉴,指出文化交流的“一致性”:“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陈并非族裔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者,而是强调胡人、汉人之分不如胡化、汉化更为重要,又指出汉末以来各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及诸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促成了隋唐的强盛。陈揭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阶段的个别性,为的是以小见大,概括历史演化的通则,表现为历史主义的思维。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祭祖制度略论

魏晋隋唐时期的祭祖之制,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祖制度的转折期。这一时期,随着墓祀的衰歇,祭祖之式一分为三:一是朝廷所设定的庙祭与家祭;二是兴起于民间的寒食扫墓;三是因佛教传入而引发的佛教式祭祖。在此后的发展中,庙祭与家祭汇合,演化为宗祠祭祖;寒食扫墓与佛教式祭祖继续流行。这一演化过程的总趋势就是祭祖的官方色彩不断减弱,民间色彩逐渐强化。

魏晋隋唐时期“绶带鸟”图案寓意的东渐

"绶带鸟"图案样式一度流行于魏晋隋唐的织物和墓室壁画中,本文从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出土文物中收集并梳理这类图案资料,对该图案在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发生的东渐进程,从历史、宗教和艺术等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图案演变中,形式和寓意的变化原因。

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概论

钱币著述,又称“钱谱”,“泉谱”。明方以智《通雅》曰“纪钱制者,泉谱”,意思即是钱币著述当述历代币制,实质上钱币著述成了币制史,这是当时钱币学尚未独立发展的缘故。一般认为,萧梁顾垣《钱谱》是中国钱币学的滥觞。魏晋隋唐钱币学萌芽时期,出现了几部钱币著述,虽然内容大多亡佚,水平不甚高,但对以后的钱币学发展,特别是宋人的钱币著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察钱币著述的全部意义在于深度认识中国钱币学发展的真实详尽过程,寻视钱币学演变的规模及其得失,更好地解决如何继承钱币学遗产问题。本文力图对魏晋隋唐时期钱币著述的种类、源流、特征、内容进行梳理,从而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钱币著述,探索前人著述对后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