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风”对现代服饰的影响

“魏晋风”在现代服饰中以简约淡雅、朴素自然以及清逸洒脱为特点在服装品牌中得以应用。在未来的服装发展中,“魏晋风”应与当代审美相融合,从设计风格、面料优化以及色彩的复合化等方便进行升级,使之具有更好的实用性和可行性。

魏晋风尚与魏晋体育特色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代,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但同时也导致了旧礼教的总崩溃。秦汉伦理道德与实践功利这个评价人生价值的尺度在魏晋发生了质变,对功利和对道德的重视被对风度的重视所代替,人们舍弃功利而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这是人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

魏晋风尚的开创者马融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后汉书》卷六十有传。 马融出身于豪富家庭。他的祖先可追溯到赵国的名将赵奢。赵奢善于养马。号称“马服君”,后世子孙因而以马为氏。六世祖马通,因功封为重合侯。马通的孙子马仲有四个儿子:况、余、员、援,皆有才能。 其中最为知名的是马融的叔祖马援。他为东汉王朝的巩固和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功封新息侯。明帝永平三年(60),马援的女儿立为皇后,即明德马皇后。章帝即位,尊为皇太后。马氏做为外戚之家,显赫当时。 马融生于汉章帝建初四年(79),安帝永初二年(108),应大将军邓骘召,为舍人。四年。

论魏晋书法中的自然之趣——以王羲之《丧乱帖》为例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艺术思想大解放时期,魏晋风度成就了一代书风。东晋王羲之的出现,将整个魏晋书法艺术推向了高潮。他信手流淌、“天然去雕饰”的书风,不仅是他为人自在洒脱气质的外化,还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书法作为人们表情达意的载体,也从过去的记录功能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以《丧乱帖》为例,探索王羲之极其丰富的内心情感,分析王羲之书法作品背后整个魏晋书风中的自然之趣。

魏晋士风与两性关系

魏晋任情违礼的士风打破了两性关系之礼制规范，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由遵礼到重情；妻以妒忌形式争取婚姻对等；男女交往突破礼之大防，趋向自由开放。魏晋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的个性得以张扬。

论魏晋士风嬗变的历史、时代动因

士风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学术变迁的历史投影。魏晋是士风变化剧烈的历史时期。从政治文化说,魏晋承袭汉代而来。魏晋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直接影响时代的学术变迁,而时代的学术变迁直接影响一代学术风气和士人价值选择,因此在观念上又深刻影响了一代士人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和立身行事的基本作风,从而成为影响一代士风形成、变化的主要时代动因。然而,发端于汉末的士林主体意识的觉醒是魏晋士人思想、观念、行为所表现出的基本特点,而主体意识与集团依附意识的错综交织、儒家思想与玄释思想的错综交织,又使得魏晋士人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过程显得异常复杂而曲折。

魏晋士风

魏晋士风发轫于汉末的坐标系上。当时天下分崩,社会矛盾尖锐,原来的伦理观、价值观受到冲击,代之而兴的是文士社会群体的觉醒、自我意识的解放。文士常以不拘小节、放达任性、自由地舒展个人的生活习俗,向虚伪的礼教表示消极的反抗。

从《世说新语》中的王氏看魏晋士风流变

《世说新语》记载了大量士族人物的言行,体现了中古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的风貌。琅琊王氏即为其典型代表,从王氏家族几位主要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范型中,可以梳理出魏晋士风流变的大致脉络,即从伦理道德型到政治实干型,再到自然审美型,这种流变是魏晋思想文化生态的体现。

浅析魏晋士风与《世说新语》

魏晋时期是我国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民在思想言论上也就有更大的自由,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了我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解放时期。魏晋士人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在精神上超越了儒教传统的束缚,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

试论中国的酒神文化精神——兼论魏晋士风及对当代审美精神发展的反思

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分析其中蕴涵的丰富的酒神文化精神。目的是:一则通过对这种文化精神的渊源及历史形态的梳理,证明中国文化是“非酒神型的”这种观点的偏颇;二则试将酒神精神超脱、沉思、直觉、主观亢进等四大特征置入中国酒神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历史形态中进行分析,反思当代审美精神发展与古典审美精神发展的内在关系;三则剖析魏晋士风哲学基础、行为方式、理想人格中所包孕的真、善、美,所潜藏的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构想力、大胆的创造力,评古论今,阐释真正的艺术创作及审美与它们的必然联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风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魏晋女性是中国女性史上一个独树一帜的群体。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士风从各个方面给女性生活以极大影响:"人的觉醒"催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审美风尚的转换,改变了对女性价值的评判标准;任情却礼的个性活动与交往带来女性生活的自然与自由。

魏晋士风与庄子

庄子与庄子思想对魏晋士风的产生及其各方面均有一定影响。魏晋时期,庄子思想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其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意趣和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的影响。

绕床呼卢恣樗博:赌博与魏晋士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赌博现象甚为突出,儒家思想颓势,老庄无为学说的盛行,士人追求一种自由随性、从心所欲的生活目标,赌博活动自身具有的娱乐性、刺激性,与他们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过盛的赌博风气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引起了部分士人的思索和批判,他们或行文针砭赌博弊病,或竭尽所能力行禁赌,或耻与为伍、洁身自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约束赌博活动的盛行,净化社会风气,但是这种反赌、禁赌多数只是个人行为,国家政策层面对赌博基本不禁止,使得禁赌的成效并不明显。

庄子思想与魏晋士风

魏晋士风,即玄学思潮笼罩下的魏晋名士、文人的精神风貌、生活情趣,在《世说新语》中有十分具体生动的记载、描写。其主要表现可用西晋裴领《崇有论》中的一段话来概括:“是以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晋书·裴頠传》)东晋干宝《晋纪·总论》亦有近似的概括:“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濁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文选卷四十九》)这些表述虽然反映着、濡染着儒家的立场、感情,不能说是十分的客观公正。

魏晋士风形成的远因

董仲舒通过论证君权神授,给君主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证明以君为核心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每当君权受到威胁时,士大夫总是奋不顾身予以保护。要指出的是,这种合理性是依经作出的。从本质上讲,皇帝也只是执行上帝天命和意志的工具,如果一旦背叛了经学的信条,违背了地主阶级的...

服食、医疗与魏晋士人身体观——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探究

魏晋士人在一个“主体性自觉”的时代,不只精神上追求自由,同时也发现了身体的存在。服食是其掌控身体欲望的重要诉求手段,借助服食所具有的疗疾、养生、房中、美容的功效,魏晋士人不仅沉湎于肉体的狂欢,还力图在服食所带来的“开朗”感受中摆脱现实所带来的苦闷,追求精神的快意。服食虽与养生有关,但在形神合一的身体观之下,其在魏晋士人之中的作用更多体现为对于精神超越的追求。

论“洛下新风”影响下魏晋书风的嬗变

魏晋南北朝在书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既是对先秦、秦汉书法的总结概括,又完成了书法技法体系的建构与理论的发展成熟。本文主要以“洛下新风”这一书法事件作为切入点,对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变化,以及书法风格的变革原因进行条分缕析,并试着从魏晋书风中寻绎出对于隋唐乃至整个后世的影响。

建安士风论

建安士风论孙明君处于汉魏转捩之际的建安士风自有其特质。以往的研究多将建安士风作为魏晋士风系统的子系统。虽然，通过对士风相关的诸多文化因素──哲学思潮、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审美风尚──的探讨，在魏晋士风系统的整体研究上成果斐然。但其致命的弱点在于忽略了...

论中晚唐绮艳风尚中杜牧冶游七绝之独创性——兼论杜牧与东晋风流的关系(摘要)

杜牧载酒狎妓、江湖浪迹的放荡行径,固然是当时士人中普遍的冶游风气的一种表现,但和他个人对放达风流之魏晋士风的向慕也是分不开的,后者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杜牧七绝体冶游诗的写作,正是这种向慕在艺术上的具体表现.考其渊源,其所接续的仍然是盛唐文人在诗歌中表现江左风流这一传统,与元白、温李艳诗主要接续梁陈宫体诗的传统有所不同.这正是其冶游七绝在艺术上能够超出时流而别具旷达风流之韵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试析魏晋士人重情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相对于汉代士人通经致用、立功名于天下的"尚志"情怀,魏晋士风的特点可以用谈玄论道、"称情而直往"的"重情"来概括。汉魏之间何以有此巨大变化?过去学人们大多演绎的是"乱世多感伤"的调子。体认一个时代士人的价值观与生存意识等应该更多地从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加以考虑。基于此,对魏晋士风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因")与社会基础(即"缘")两个主要方面作了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