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

阮籍其人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三国魏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早年崇尚儒术,自言“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第十五首)、“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成。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咏怀诗》第六十一首)。又仰慕“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咏怀诗》第三十九首),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足见本有济世之志,想有一番作为。

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荀彧其人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擅权柄,政治愈加腐败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特别是在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之下,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汉室倾颓,奸臣窃名,主上蒙臣”,继之而来的是豪强蜂起,竟相问鼎,“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此所谓“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少负壮志,以天下为已任的曹操起兵山东,征战讨伐数十年,终于统一北方,立足中原。在此过程中,一代政治家。

论《三国演义》与关公信仰

从三国时期到清代,以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现为界,关羽形象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以下本文将通过梳理关公形象的生成演变,尝试探讨小说《三国演义》在关公信仰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从三国到南北朝时的武将身份关羽(?—220)是三国时期的真实的历史人物。陈寿《三国志》记载如下: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乡里合徒众。

论曹操的用人之道及其效果

三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人才荟萃的时期,也是各个英雄争揽人才应用人才的时期。曹操能在争霸过程中取得节节胜利,最后统一北方,是与他的用人政策和思想分不开的。在他从政三十多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招揽贤能,应用人才的独特思想和方法。在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引下,所订政策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评荀彧在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作用

引言出身宦官、地位低贱的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经过几年的积聚、发展势力,终于击垮了占有冀、青、幽,并四州的袁绍势力,统一了北方。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也是为史学界所称颂的。我们认为,曹操之所以能统一北方,除了他个人的才智(如政治远见、善于综合和采纳僚佐的正确意见以及果断的作风)等原因外,与他的得力谋臣荀彧是分不开的绻挥熊鲝顺镝♂?赤诚辅佐,单凭曹操个人的主观努力,他的政治优势、军事实力不会增长得那么快,正确的指挥也谈不上,官渡之战的胜负亦属难料,中原鹿死谁手亦不可知。我们知道,正确的指挥来自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又是事业胜利的保证。

对《诗品》评嵇康之辨析

钟嵘《诗品》评嵇康曰:“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陈长青先生《诗品注》解析说:“叔夜有超绝尘世之想,遨游快志,亦颇似魏文焉”。我以为,这种解释似不全面,也并不确切。从《诗品》中对嵇曹二人的品评看,在钟氏看来,超绝尘世之想,遨游快志之态,嵇康则有之,但曹丕却未必突出地表现有这样的思想,若有,则应当在同书论及曹丕时提及一二。

《关羽和貂蝉》读后

读了拾遗同志的《关羽和袭了元明间人对史料的误解。 原来《三国志》的斐松之注在《关羽传》中引《蜀记》一段文字说:这里的“其”字是指示代词,究竟指代吕布,还是指代秦宜禄,有些含混。因而被元明间人解为指代吕布,出现了《关大王月下斩貂蝉》一类剧目。 其实,关羽和曹操所争的美人,不是吕布之妻而是秦宜禄之妻。《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在《明帝纪》中引用了《魏氏春秋》的《献帝传》说: (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 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 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銍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 禄曰:“人夺汝妻,而为之长,

《斩貂蝉》新考

杂剧《斩貂蝉》,北五折。全名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明人赵琦美《胍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收录三国故事杂剧二十一种,其中就包括《斩貂蝉》一剧。明人晁(王栗)《宝文堂书目》卷中《乐府类》也有著录。明末人钱谦益重编《义勇武安王集·正俗考》云:“今内府《斩貉蝉》杂剧,谓(吕)布死后,貉蝉归于侯(关羽),巧言(此口)布。侯怒且杀之。则初无此事。”这其中的“则初无此事”之句。

“竹林七贤”称名考辩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是继汉末“建安七子”之后出现的又一文人集团,当时颇负盛名,影响很大,史称“于时风誉扇于海内”。由于政治的原因,关于七贤诸人的记载,史籍甚略,同时人的著述既讳莫如深,唐修《晋书》于诸贤传亦空泛得很,所幸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引材料还保留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后人讨论七贤,立论遂多本于此。至于是谁最早提出“竹林之贤”这一名称的,各传及《世说》并无明言,而后人立论,自不免纷纭其说。

曹彰死因蠡测

曹彰乃曹操次子,少有将才,在北伐一役中厥功至伟,黄初四年至京都会节气之时却意外暴薨,成为千古谜案。对于曹彰的死因,《魏氏春秋》《世说新语》有所记载,却不可尽信。事实上,细察曹彰的后期行迹及其暴卒后不久曹植所作的诗文,不难发现曹彰死因之真相。

建安文学研究中曹操的评价问题

八三年五月在安徽亳县召开的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这就是应当怎样评价曹操?当然,问题并不是这样直接地、明确地提出的。而是在讨论到建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在建安文坛中的地位和作用,曹操对待文士的政策等问题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建安文学的研究关系极为密切。本文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当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到一些广泛的问题。

“阴阳刚柔”与文学风格论初探——兼评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一段论述

一史料是死东西,但却常常跟活人为难,同时,前人对某一问题的表述,也常常向后人的理解力挑战。敏泽同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在引述姚鼐的《复鲁絮非书》和《海愚诗钞序》之后说: 这里谈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将不同的艺术风格概括为阳刚、阴柔两大类。一是认为刚柔偏废虽难避免,但不能“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这一见解无疑是比较可取的和精辟的。从前一方面的问题说,关于以刚柔来论述文章的风格。

史料间的矛盾与考据中的判断——兼论郭沫若对判断原则的变革

考据学的基本课题之一,是处理史料与史料之间的矛盾。对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部书,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记载,这就是史料间的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史料间的矛盾,才能弄清历史的真象。处理史料间矛盾的完整过程包括三个环节: (1)发现并揭示史料间的矛盾; (2)分析史料间的矛盾; (3)对史料间的矛盾作出判断。

为曹丕澄清几个问题

提起曹丕,人们就想起了他为争太子位迫害曹植,最后又逼献帝禅位,代汉自立;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狡猾、阴险、大逆不道的人物。但是,若认真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人们对曹丕的这种印象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若为曹丕澄清几个问题,就可以恢复曹丕本来的历史面貌,改变人们对他的错误印象。 澄清哪几个问题呢?

文物陈列室内的蜀汉文物

这些都是出土的蜀汉原物,计有: 1、铜弩机、铜箭镞 室内有具铜弩机,是1964年在郫县太平公社出土的。上面的铭文是:“(刘禅)景耀 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典业刘纯业、吏陈琛、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此件确系蜀汉原物。据《蜀志·诸葛亮传》及《魏氏春秋》。

阮籍生平系年考索(上)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陈留尉氏在今河南开封南九十里。春秋郑邑,汉置尉氏县,魏属兖州陈留郡。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尉氏县载:"阮籍墓在县东四十五里。籍陈留尉氏人,即竹林七贤,有碑在。阮籍台在县东南二十步,籍每追名贤携酌长啸,登此。"清管竭忠修张沐等纂《开封府志》载:尉氏县北有阮村,"阮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即此"。东南三十里处有阮籍墓(新安亦有墓)。

三国两晋时期私人藏书概述

三国两晋时期,私人藏书虽然较两汉时期有所发展和进步,但总的来说却显得不够繁荣和旺盛。究其因,不外有以下几点:一是政治上的长期割据,军事上的不断混战,造成众多有学之士和藏书爱好者过着不固定的游离生活。这种“天下分崩,

论嵇康和他的音乐美学

一、嵇康的性格和身世公元223年(魏文帝黄初四年),我国中古一个卓具才华的思想家和音乐家在现在的安徽皖北宿县西北(“谯国铚人”)诞生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嵇康。成年以后的嵇康,不仅有着魁伟的体魄和萧洒飘逸的风度。

《与山巨源绝交书》的伦理意识

关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以下略为《绝交书》),李善注引《魏氏春秋》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焉。”既然是这么一回事,嵇、山之间的纠葛便是首先要说到的。 嵇康和山涛的决裂或有政治上的原因可寻,不过,至少有两方面的理由不容我们把二人绝交的原因单纯归结到政治冲突上去:一、嵇康虽说是沛王曹林的女婿,但政治上是否坚决拥曹尚属疑问;二、《绝交书》所陈列的不能出仕的理由,“都是环绕着自己傲世避俗的生活态度立论。”对于当时的政治问题则几乎是避而不谈的。在嵇康,“天要下雨。